索朗扎西：周折人生

不能不承认，人生还是有运气的。索朗扎西老人这一生的运气真的不怎么好。

三岁的时候，索朗扎西父亲家本来有一百多头牦牛，日子还算过得去，可一场牛瘟，死了九十多头，只剩下几头。家中的日子过不下去了，父母亲带着能走得动的姐姐出去乞讨了，把三岁的索朗扎西连同仅剩的一头母牦牛和两头小牛犊一起，交给一户牧主，从此，他就成了小奴隶。六岁时就开始给牧主家放小羊，再大一点就放大羊，再后来就放牦牛。

解放军来了，工作组来了，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工作组要收缴反动牧主的枪支，要分牧主的牛羊给穷人。牧主婆骑着马到寺庙找牧主藏的枪，两天没回来，那牧主不知道共产党的坦白从宽的政策，没等到他老婆回来就逃跑，半路跳河自杀了。牧主婆回来，家中的牛羊已经分给穷人。可是，因为索朗扎西年龄太小，又在夏季牧场放牦牛，粗心的工作组把他忘了，没给他分到牛羊。等他回来，工作组已经走了。牧主的家也已经散了，索朗扎西连主人家也回不去了，牧主婆给他一头母牦牛一只小牛犊，让他离开。他说，我来的时候，带来一头母牦牛和两头小牛犊，干了这么多年，还少了一头小牛犊呢。索郎扎西无处可去，母亲死在乞讨的路上，父亲回来不久也死于不测，他只好牵着这两头牛，投奔已经嫁给林周县一个牧民的姐姐，给姐姐家放牛。

民主改革过去，西藏自治区成立，中央政府关心西藏的发展，决定在林芝建立一家毛纺厂。厂里招工，索朗扎西被招上了。可是他一直在草原上放牛羊，进入工厂什么都不会。厂里就对他说，我们厂里有一些给职工食堂养的牛羊，既然你是牧民，那你就放这些牛羊吧。成为工人阶级一分子，但索朗扎西干的还是牧民的活儿。厂里有不少汉族工友，索朗扎西一有空闲时间，就跟这些汉族工友学习汉语文。先是会了一些汉话，然后，又拿着报纸让汉族工友教他，算是初步掌握了一些汉语文，同时，他也在放牛羊时学一些藏文。

大概是1967年，中央政府要求西藏送一批职工到内地去培训，厂里就让索朗扎西到拉萨参加考试。索朗扎西记得，考试是在西藏劳动人民文化宫里进行，共有一千多人参加考试。早晨九点入场，一些上过学、有文化的人早就考完出来了，索朗扎西在考场一直待到下午四点钟。考试题目有两项，一是初中以下的算术，就是加减乘除，二是语文，就是给驻藏边防部队写一封慰问信。索朗扎西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考试，考得满头大汗，几乎把他认识的汉文都用上了，交卷后回到林芝等消息。一个星期后，西藏自治区来人说，你考试通过了。于是，他跟另外一些考上的伙伴，先坐汽车，再坐火车，到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在那里学习了三年。据说，到上海去学习的藏族工人，学的汉语是上海话，连汉人都听不懂。

本来，索朗扎西的命运由此改变了，他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了。他在林芝毛纺厂娶了一位挡车工，结婚生子了。但是，命运对他是如此的不公平。他的妻子生第三个孩子时，是一个死胎。之后，腹中又长出一个奇怪的肿包。当时工厂管理很严，不上班是要扣工资的，只能拿病休工资。索朗扎西要照顾病妻，还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当时工资很低，生活艰难。20世纪70年代末期，听说可以留职停薪，他问厂里能不能留职停薪，厂里说可以，但根据规定，要留职停薪，每月要给厂里上交九十元钱才能保住那个国有企业的身份。索朗扎西一听就蒙了，他在厂里每月能拿七十元，生活还很难维持，他上哪儿去找九十元钱上交呢？回到家里，妻子躺在床上，孩子要交学费（那时候还没有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索朗扎西思前想后，说，就是掉到河里，要淹死前还得挣扎几下吧。他一狠心，干脆辞职了。拿到了当月工资另加一年工资，总共一千三百元，回到原籍所在的林周县。可回去时正遇到他的姐夫，姐姐已经去世，留下姐夫和七个孩子，姐夫一见他就痛哭流泪，说他为了给姐姐治病，借了一个当雄人一千元钱，现在人家逼着还钱，索朗扎西说，人不是植物啊，何况当年在走投无路时，还投奔了姐姐家的，没办法，只好给了姐夫一千元，自己就只剩下

三百元。

命运再次耍弄了他一把。回到乡村，那时已经实行分地分畜到户，土地和牛羊都已经分完了，等他回到农村，村里已经无地无畜可分了。他找到乡里，乡长说，是应该给你分地分畜的，可现在已经没地没畜可分了，总不能把我家的土地和牛羊给你吧？索朗扎西问乡长，能不能贷点款？乡长说，这个可以，但你要找担保，几个亲戚朋友这家出一头牦牛、那家出几只羊担保，让索朗扎西贷到了四千元。索朗扎西拿到贷款，买了一部老旧的解放牌汽车，开始跑运输。可跑了几次，没有定额汽油了，就到车管所去问，车管所说没有你这车的资料啊，再回县里问，原来那辆车在头一年已经报废了，他被那车主给骗了。

走投无路的索朗扎西只好再到林芝，到私营企业去打工。那几年，他一个人兼了五份活儿，还开了一家小店，他拼命地干活挣钱。妻子病了多年，结果在林周求到了一位藏医，居然神奇般地好了。妻子有个徒弟的亲戚在工商局工作，给她找了一份看门的活儿，每个月也有五百元。那几年，索朗扎西挣了十一万元。他来到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在西郊的堆龙德庆买了一间土坯民房，算是在拉萨有个落脚地了。可不久，堆龙规划要拆迁，他的土坯房子在拆迁之内，政府提供了一个安居院，但他还要补交三十万元。索朗扎西东拼西借，买下了这房。可是，两个孩子都大了，要成亲，一家人没法住，他说，人总不能像蚂蚁吧？又只好把那房子卖了，给孩子买房。现在，两个孩子有地方住了，他却没有地方住。再问他，索朗扎西回答很含混，可能有难言之隐。他是农村户口，却没有土地；他在城市生活，却没有城市户口，两头的保障都拿不到。我也不能问得再细，因为我也没有能力去解决他的困难。

如今索朗扎西七十多岁了，好在他身体非常好，骑着自行车，每天还忙得不行，但问他忙什么，他也不细说。

我本来并不认识这位老人。

今年雪顿节期间，我在牦牛博物馆值班。工作人员扎平告诉我，有一位老人来过牦牛博物馆三次，一定要见到发明（他不会说“创意”这个词）牦牛博物馆的人，见到我之后，对我和扎平说，你发明的这个博物馆可不是一般的啊！我从小放牦牛，吃牦牛肉、喝牦牛奶、穿牦牛毛的衣服，住牦牛毛帐篷，我们藏族人没想到要做一个牦牛博物馆，你却想到了，做到了，你是一个伟人啊！让我和扎平惊呆的是，老人突然跪下给我磕了一个头，边磕头边说：“你是真正的活佛，天天念经的不一定是活佛，我给你磕头不会错的！”我和扎平赶紧把他扶起来，我们都感动得哭了。后来，扎平把老人送出门，他还念叨着：“我会给他念经祈祷，他这样的人不成佛，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成佛呢？”

第二天，他又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来了，给牦牛博物馆捐赠了两件藏品，还给我本人带了一小袋红景天、一小袋天麻。几天后是中秋节，我预备了一盒月饼、一瓶酒、一袋茶叶，让司机给他送去，但索朗扎西就是不告诉我他的住址。半个月后，他再次来到牦牛博物馆，给我讲了以上的故事。我很感慨，索朗扎西在底层艰难周折了一辈子，居然还对一座博物馆有如此深刻的认识，有这样不俗的境界和情怀。索朗扎西甚至还读了我送给他的《最牦牛》一书，还提了一点小意见，还建议，我的藏名“亚格博”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