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界　标

被兑现。有些人只有自己的名字和性命可以用来交易。每个被判处流放或者服苦役的罪犯都会分到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这名罪犯的名字、地位、出身、罪行、惩罚和简短的外貌描述。这种卡片常常会出现抄写错误，诸如姓名拼写错误或者流放目的地被混淆，因为这些错误，有人会跋涉数千千米却到达错误的地方。纠正错误可能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尤谢夫·诺维茨基是一个难对付的流放者，他的名字从在1848年从托博尔斯克到伊尔库茨克的流放队伍的名单中消失了。随后，他以一个不同的名字出现在了另一支流放队伍中，这支队伍的目的地是西西伯利亚的伊希姆，这是个没有遥远的伊尔库茨克那么累人的目的地。这个错误被发现后，诺维茨基顿觉担忧，他供认自己与其他几名流放者在一个休息站里贿赂了抄写员，让他把他们的名字列入了前往伊希姆的流放者名单中。43

流放者自己敏锐地意识到，那些记录着他们的身份、罪行和刑罚的纸片决定着他们的命运。流放队伍的警卫想要确保自己负责押送的流放者全员到达目的地，但他们更注意核对名字，而不是面孔。押送指挥官不可能记住每一个人，而且在从一个休息站指挥部向另一个指挥部交接工作时，他们只清点罪犯的总人数，并没有点名。这种记录保存方面的松散为那些坚决果断且肆无忌惮的流放者提供了机会。待在流放队伍中的几个月甚至几年提供的不仅是发展新友谊的机会，还有发展更阴险、更具剥削性的关系的机会。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描述了罪犯交换姓名的做法：


例如，一批囚犯被送往西伯利亚。各种人都有：有的去服苦役，有的去养马场，有的是移民；都在一起走。在途中某地，就比如彼尔姆省吧，一个流放犯想和别人互换姓名。例如，一个名叫米哈伊洛夫的是杀人犯，或犯有其他严重罪行，认为去长年累月地服苦役对自己没好处……最后他找到了苏希洛夫。苏希洛夫出身家仆，只是要流放到移民点去定居。他已经走了一千五百俄里（1俄里约等于1.06千米），当然身无分文，因为苏希洛夫永远是一文不名的：他虚弱至极，疲惫不堪，只靠公家的伙食活着，想偶尔吃一块甜点也办不到，穿的是囚服，为了可怜的几枚铜币替别人跑腿。米哈伊洛夫开始和苏希洛夫闲聊，接近他，甚至成了朋友，最后到了某个阶段又请他喝酒。终于问他：想不想改名换姓？……苏希洛夫已经有了醉意，头脑迟钝，对善待他的米哈伊洛夫充满了感激之情，因而不好意思拒绝……他们谈妥了。昧良心的米哈伊洛夫利用苏希洛夫的缺心眼，用一件红衬衣和一个银卢布买下了他的姓名，他立即当着证人们的面把这些东西交给他。第二天苏希洛夫酒醒了，可是人家又给他灌酒，嘿，这就不好拒绝了：收到的一个银卢布已经喝掉了，过了一会儿那件红衬衣也喝掉了。你不愿意，那就还钱。苏希洛夫从哪里能搞到整整一个银卢布呢？要是不还钱，大伙儿就会强迫他还……否则决不会放过他。也许会暴打一顿，甚至干脆打死，至少也会恐吓他……最后苏希洛夫看到，求饶也是枉然，便决定无保留地同意……结果就是这样，苏希洛夫为了一个银卢布和一件红衬衣而走进了“特别部”。44

任何想要否认这种协议的人都会招致罪犯协会的愤怒，用凯南的话说，可能会被“这个无情的西伯利亚法院（Vehmgericht）②判处死刑”。这类叛徒的头上“悬着一把无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或早或晚，在此处或在彼处，这把剑一定会落下”45。

19世纪初，已经有大量流放者在前往西伯利亚的途中改换了姓名。随着19世纪20年代流放队伍的规模不断膨胀，这种做法愈演愈烈。1828年，政府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规定如果被流放到定居点的流放者与苦役犯交换了名字，该流放者会被判处服五年苦役。非法交易自己的身份的苦役犯会被判处用桦树条鞭打一百下，并在原来的流放地服至少二十五年苦役。更多的严苛法律随后也颁布了，但是交易身份的现象仍然无法根除。很多人因为交换了名字而被送往了错误的目的地、服了错误的刑罚，审讯这些人的案子充斥着地方法院。46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官员们继续抱怨，这种改换名字的做法太过普遍，因而它在破坏着流放制度的基础。

许多罪犯在回想前往西伯利亚的行程时，都会把这段行程看作自己流放生涯中最痛苦的部分。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城镇和村庄，离开自己的朋友和家人，然后被抛向一个陌生又可骇的世界，这个世界中有令人疲惫的强制赶路、过度拥挤的休息站、疾病、贫困和时时存在的暴力威胁。然而，这种种的困苦和折磨，既是国家无法落实自己的指令的结果，也是圣彼得堡发出的一项残酷政策的衡量标尺。沙皇专制政权无力妥善地注资和管理这个让无数囚徒在武装警卫的押送下跨越一片大陆的复杂后勤项目。

被派去调查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状况的官员很清楚，国家的殖民雄心在流放队伍中化为了灰烬。罪犯最终是身体欠佳、疲惫不堪地抵达目的地，努力工作的愿望几乎消失殆尽，他们更愿意去乞讨、偷窃和谋杀。一名西伯利亚巡视员在1835年的报告中准确地提出，国家对流放者发配西伯利亚的行程管理不善造成了弄巧成拙的效果，而且这种批评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一直都是见解敏锐的：


流放者的旅途漫长，途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久经历练的罪犯……而且还会待在勉强才能挤入的监狱中，这趟旅途对他们余下的道德意识具有不良的影响。经过这番堕落培训后，一个刚刚踏上邪路的人在抵达西伯利亚时已经准备好犯下任何罪行。47

对罪犯来说，经过界标、穿过西伯利亚边界，就是走进了一个黑暗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弱者会落入愤世嫉俗者、无情之人和堕落之人的手中。这个界标无声地见证着国家权力的脆弱以及男女老幼在流放途中的劫难。



①原文如此，疑数据有误。——编者注

②一种中世纪的德国互助式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