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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简陋，他们只能指望着流放指挥部的仁慈。从英国驶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英国罪犯运输船的船长，正是六个月以后把船上的罪犯交付殖民当局的船长。船上还配有对英国国王负责的外科医生，因而船长可就船上犯人的身体状况被追究责任。公然虐待罪犯的行为会被发现并受到惩罚，即使不是被法律惩罚，至少也是拿不到酬劳。运送船只是密封的装置，四周是广阔的大海，推脱官员问责就像逃逸一样困难。与之相比，为了走完圣彼得堡和涅尔琴斯克之间的七千千米，罪犯会经过多达一百个运送指挥部。每个指挥部都配备有士兵和军官，如果这些官兵愿意，他们可以几乎免责地无视、劫掠和虐待罪犯，然后让罪犯前往下一个运送指挥部。之后，这些士兵和军官会把自己热切的注意力转向下一批交由他们监管的不幸罪犯。当然，并不是所有士兵和军官都是腐败和贪婪的，但许多人确实是这样。因为国家发放的口粮太少，罪犯有时不得不卖掉自己的衣服来为自己补贴些口粮。当流放队伍从途中的某个休息站出发时，押送军官会给罪犯留出一天的津贴，或者有时会直接给他们发放一些钱。这些钱差不多总是不够从队伍经过的村庄购买食物。押送兵和他们的家人会在休息站和中间站经营垄断生意，向罪犯高价出售面包和日用品。34

一些押送军官除了贪污腐败，还实行公然的虐待。一位匿名罪犯于1857年在日记中记下了他所在的队伍在一个运送指挥部受到的待遇：


当你们到达休息站时，即使温度极低，他们也要彻底搜查每个人，让每个人身上仅余衬衫。在［一个村子里］时，天气非常冷，如果不戴手套，一个人根本无法站立三分钟，我们一到达休息站，押送指挥官就让我们接受这种搜身。他比从笼中放出来的野兽更野蛮，比起对待人类，他对他的马和狗更友好……让人吃腐烂的食物对他来说有利可图，因而，遵照这个规则，他给我们分发的食物质量糟糕，我们当中很多人因此病倒了。35

押送兵的唯利是图常常有致命的危害。在离开彼尔姆后，这位匿名流放者于1858年2月10日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当中的两个人今天去世了，一个老人和一个婴儿。他们都是在马车上冻死的。”1852年10月，在涅尔琴斯克矿区，四名罪犯在前往流放地的途中在暴风雪中冻死了。暴风雪来袭时，他们不仅没有必要的御寒衣物，而且饥肠辘辘，他们此前没能在休息站从哥萨克人那里购到更多的面包，因为那里的食品价格超出了他们的每日津贴。36

在这件事发生之后，内政大臣亚历山大·季马舍夫给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后来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写信：“如果人们所说的事情可以在叶尼塞省当局的眼皮底下发生，我们只能去想象远离这种监管的地方会发生什么事。”季马舍夫再次让各省省长注意押送兵及其家人垄断供给品贸易所带来的风险。他要求“对那些犯有虐待罪行的人实行最严厉的起诉”。然而，政府仍旧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距离圣彼得堡数千千米远的休息站里的押送指挥官。整个19世纪，在途中因寒冷、饥饿和疾病而死的流放者人数太多，这引起了负责处理尸体的当地农民的抗议。1844年，圣彼得堡不得不明确表示，地方当局应为丧葬事宜提供资金。37

为了应对这种残酷的环境，罪犯在流放途中组织起了罪犯协会（артель）。民族志学者谢尔盖·马克西莫夫有以下抒情性的描述：“罪犯热爱自己的罪犯协会；没有这个协会，途经休息站的旅途和在监狱中的生活都是无法进行的。对罪犯家庭来说，这个协会是生活与喜悦的来源，是他们的慰藉和安宁的来源。”真正的喜悦和安宁或许超出了这个协会的职责范围，但该协会确实为罪犯提供了一种集体组织和保护的基本形式。在每个流放队伍里，大约十个人中会选出一个代表，这些代表组成了这样一个非官方但强大的组织，它类似于农村中的公社组织。在前往流放地的途中，罪犯协会影响着罪犯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的主要功能是团结起来对抗当局的侵害。罪犯协会由选举产生的长官——会长——领导，协会的运作由一套传统支配着，这套传统支持商业活动，讲究财政集中，注重纪律与惩罚严明。38

从俄国欧洲部分出发时，流放队伍会为前往托博尔斯克的旅程选出一名协会会长。罪犯们往往会选择一个因为过往的流放经历而熟悉西伯利亚的人，一般是一个曾经出逃却再次被抓获的流浪者，而且他拥有有用的技能和谋生手段。一旦当局确认了他的当选，如果没有得到整个罪犯协会同意，任何押送军官和休息站警卫都不能让他解职。一到达托博尔斯克，罪犯协会就会解散，然后在托博尔斯克流放事务部组织起的新流放队伍内，罪犯协会会重新组建起来。39

虽然罪犯协会不是一个正式组织，但流放行政机构确实承认它的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它的必要性。当局不仅对它的许多非法行为视而不见，而且还依靠其信誉来管理流放队伍。反过来，罪犯珍视押送指挥官给予的信任，于是他们服从指示、坚守承诺，以便简化指挥官的职责。有一次，流放者甚至帮助押送兵扑灭了某个休息站中的大火。没有一个人趁机逃跑。40

行程开始时，罪犯协会会筹备一笔共有资金，这笔资金由会长控制，每个罪犯都必须为资金出钱。这笔公共储金主要用于行贿，以便从押送兵和休息站指挥官那里买入各种特许权。利用这种集体谈判的形式，罪犯们可以获准在沿途的村庄乞求救济品。为了引出西伯利亚农民和商人知名的慷慨，罪犯们会吟唱出自己的痛苦：


可怜可怜我们吧，我们的父亲们！

可怜可怜我们吧，我们的母亲们！

为了耶稣之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悲惨的罪犯吧！

我们是囚徒！

我们被关在在砖石监狱里，

我们被关在铁栏之内，

我们被关在橡木门之内，

我们被关在沉重的挂锁之后。

我们已经向我们的父亲和母亲告别，

向我们的亲人告别，向我们的人民告别！41

罪犯协会也会和押送军官达成协议。军官会违反斯佩兰斯基的《运送流放者的章程》，在城镇和村庄外面把罪犯脚上令人厌恶的脚镣拿掉，以换取所有罪犯都不会逃跑的承诺。罪犯协会会为其成员的行为担保。如果任何一名罪犯打破了这个协议，那么他不仅会被押送兵穷追不舍，还会被流放队伍里的其他流放者穷追不舍。有一次，三名流放者在秋明市附近逃离了一支由三百多人组成的流放队伍，而这支队伍的罪犯协会此前刚和押送指挥官协商好让队伍多休息一天。罪犯协会因为这几个人违反了他们的集体协议而暴怒，并且担心他们刚刚取得的让步会被收回，于是他们派出一批流放者去追击逃犯。到早上，他们追上了这些逃犯，把他们带回押送指挥官那里。指挥官下令用桦树条鞭打每个逃犯一百下。罪犯协会认为这样的宽大处理还不够满意，于是他们又让人大力鞭打每个逃犯五百下，罪犯协会的残忍令押送军官也感到震惊。42

罪犯协会的另一个主要职责是督促执行协会成员之间订立的契约，从完全属于财务方面的契约到非常个人的契约都有。罪犯协会依靠暴力威胁，监督罪犯之间频繁的商品和服务交易，并确实使这些交易成为可能。从修补靴子到购买伏特加，罪犯协会都保证延期付款的承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