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界　标

建筑落成仅仅约十年之后，一名政府巡视员向圣彼得堡报告，托博尔斯克省的几乎所有监狱建筑“都状态极差，它们既狭窄又设计欠佳”。通过用石料搭建休息站来改善休息站建筑质量的指示遭到了地方当局的轻视。直到1848年，甚至连托博尔斯克中央中转监狱都仍旧是木构建筑。24

在许多休息站和中间站，牢房的供暖效果和通风效果都很差；流放者会争抢长凳上的空间；冷酷且好斗的罪犯会在冬季占据靠近炉子的位置，在夏季占据窗边的位置。体弱多病者不得不睡在长凳下满是污垢的地板上。一位匿名的同时代人记录：“供罪犯居住的小屋被划分成多个牢房，这些牢房一共可容纳三四十人，但是，当由一两百人甚至更多人组成的流放队伍要在那里休息半个白天加一个晚上时，这些罪犯会睡在长凳上面、长凳下面、门边的地板上、走廊上，有时甚至无论天气如何都得睡在外面的院子里。”休息站里常常有贪婪的昆虫出没。在牢房里长凳上方的墙壁上，通常都有一道染上了斑斑蚊子血的墙皮，那是因为一个又一个流放者想要终结折磨自己的蚊子。25

休息站里的拥挤和肮脏让罪犯近乎沦为牲畜的状态。一位被流放的贵族回忆：


长凳上太挤了，人们几乎无法翻身；有些人在别人的脚下给自己找了个地方，就在长凳的边缘；其余人在地板上和长凳下给自己找了个地方。你们尽可以想象那里有多么恶臭难耐，特别是碰上恶劣的天气时，那会儿所有人都穿着他们脏污的破衣服湿漉漉地来到这里。那里还放着便桶（параша），也就是方便囚犯夜间排便的木桶。便桶散发出的臭味让人难以忍受……

这些存放粪便的木桶和糟糕的通风条件使休息站成为斑疹伤寒、痢疾、霍乱和肺结核的孵化器。26

虽然政府宣称自己关心着如何把健康、有劳动能力的流放者运送到劳役场所的问题，可是西伯利亚大驿道不是一个适合生病的地方。每个休息站只有一个病房，里面只有6张病床，对于在流放途中生病的众多流放者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1845年，政府要求病人要被立刻用马车送到沿线地区性城镇的医疗机构中。然而，在西西伯利亚，在近2000千米的距离内只有6个这样的城镇。那些需要救治的病人不得不沿着西伯利亚坑坑洼洼的道路赶差不多200千米的路程，这样一段旅程有时会走上2周以上。迟至1880年，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之间的这590千米，只分布有3个这样的医疗机构。凯南亲眼看见过坐在无篷马车上的患病流放者的痛苦模样：“如果一名罪犯患有某种在休息站生活中很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连续6到8小时坐在无篷马车的逼仄角落里就是一种折磨，他不得不呼吸着350个走在一起的人脚下扬起的灰尘。”有些人足够幸运，有些人足够坚强，最终撑过了这段路程，但他们到了西伯利亚城镇的医疗机构后，却发现这些机构并不让人省心。有些医疗机构只有在病人能够付钱时才照看他们；其他医疗机构则没有合格的医务人员。过度拥挤依旧是永恒的危险：1868年，由于“严重的过度拥挤”，斑疹伤寒在挤满了1500多名罪犯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监狱中肆虐。这所监狱医院在建造时只考虑设置80张病床，现在却要奋力照料250位病人。27

流放队伍对妇女构成了特殊的折磨。尽管大多数女性罪犯没有从事过卖淫行为，但是在她们加入流放队伍之前，官员就已经认定她们都是妓女。1839年，波兰流放者查士丁尼·鲁钦斯基根据亲眼所见介绍了流放队伍里的每位女性流放者是如何在流放途中不得不拥有一个情人的。然而，女性的情人不是由她自己选定的，在这名女性的众多“追求者”中，谁出价最高，谁就可拍得这位女性。如果一名女性拒绝接受这个情人，那么她“将遭到可怕的报复”。鲁钦斯基曾多次“目睹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强奸”。由于无法把少数几名女性和大批男性分开运送，激情、欲望和嫉妒在流放队伍中严重滋生，并且可能会引发暴力行为。在一个由约300名男性和少数女性罪犯组成的流放队伍中，一名流放者回忆起了“各种风流韵事是如何发展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是如何在休息站被开膛破肚的”。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时审查制度较为宽松，俄国作家开始描绘在西伯利亚流放途中的女性的命运。尼古拉·列斯科夫的《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1865年）描绘了流放队伍中的女性的悲惨境况：为了从男性那里获得保护和物质援助，她们竞相以身相许。28

当局长期以来因为这种贩卖妇女身体的做法而困扰，但他们一般把这些出卖自己的女人看作自甘堕落的，而非陷于绝望的。比起保护妇女，他们更关心如何解决性病对流放途中的流放者造成的威胁。1826年，当局指示妇女和儿童的队伍应该和男子的队伍分开走，比他们晚两天出发。但男女犯人继续一同被押送，因为实地的官员既没有资源也没有动因来把他们分开。此外，押送兵自己常常是比那些罪犯还要过分的性侵者，他们轻而易举地侵犯女性罪犯的名誉和尊严。很多押送兵把罪犯的性服务当作自己工作的额外津贴之一，并利用这些额外津贴来买卖女性的身体。29

当圣彼得堡质问流放行政机构中的严峻事态时，官员们通常会指出“秘书资源短缺的问题，1823年关于流浪者的法令颁布后，案件数量增加，而现有秘书资源无法应对这么多的案件”。在这一点上，官员们确实可以申诉。托博尔斯克流放事务部的工作人员要为差不多每个进入西伯利亚的流放者的装备、审核、分配负责，而在1856年，这些工作人员总共只有七人，其中包括一名负责人、两名顾问、两名簿记员和两名秘书。到1873年，这个数字“跃升”为九人。30

如果说长期的资金不足和流放者人数的激增都使斯佩兰斯基的流放者运送计划遭受挫折，那么西伯利亚当局的渎职行为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被委派到西伯利亚的小城镇、休息站和偏远的刑罚定居点肯定不是帝国最令人满意的工作，流放行政机构的各级官员都热衷于用贪污来抵消日常生活中的单调和艰辛。斯佩兰斯基曾把托博尔斯克流放事务部设想成流放制度中能力卓著的行政总部。事实上，它是腐败的深渊。一个又一个报告突出强调了贪污案件、流放者财产被盗案件和在放逐场所的非法交易。19世纪30年代的一项广泛调查揭示出，流放事务部官员曾向超过两千名本应去往东西伯利亚的流放者售卖留在托博尔斯克省的许可，甚至允许某些人返回自己原先的省份。他们还擅自给那些能够用钱换取宽赦的人减刑。31

腐败现象难以铲除，部分原因在于甚至某些最高级的官员也深陷贪污受贿案件。从1822到1852年，托博尔斯克的十一个省长当中有五个因腐败被解职。1847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维尔格尔姆·鲁珀特在一次调查中被发现犯有多种罪行（包括征用苦役犯为他建造私人住宅），因而被迫辞职。与这种大范围的贪赃枉法相比，那些小官员为了换取几个卢布而做出的不端行为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但就算是微末的贿赂和盗窃行为也会破坏流放运送工作的实效。32

由于托博尔斯克流放事务部用于采买取暖衣物的资金被贪污了，流放者只能无助地面对西伯利亚冬季的严酷。一名官员在1864年报告，流放者从托博尔斯克出发时带着质量非常差的衣物，“如果他们没有自己的衣服，那么便很难走完这趟行程”。有些人抵达托木斯克时带有严重冻伤，冻掉了手指和脚趾。33

流放者在启程时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