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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认为，道德力量和行政改革能够解决流放制度存在的问题。他把遣送罪犯至西伯利亚的任务作为一个纯粹后勤方面的工作去处理。他制定了一份《关于在西伯利亚各省运送流放者的章程》（以下简称《运送流放者的章程》），包括13个条款和199项细则。它成了在1822年发布的覆盖范围更广泛的《流放者章程》的组成部分。在西伯利亚大驿道沿线建造休息站（étape）的做法从1819年就已经开始了。斯佩兰斯基的章程加速并推广了这个做法，从而形成了一条沿着众多驿站分布的新路径，这条新路上点缀着一系列休息站。从一个休息站出发，走一天的路可以到达一个中间站，然后再跋涉一天，可以到达下一个休息站。中间站仅可以让流放者借住一晚，休息站则可以让流放者借住两晚和一个休息日。斯佩兰斯基下令在西西伯利亚建40个这样的休息站，在东西伯利亚建21个。每一个休息站都有自己的指挥部，指挥部从内政警卫处调配人手，对战争部负责，分程接送由武装警卫押送的流放队伍。流放队伍通常由一名军官、一名军士和一名鼓手在前领路，武装士兵在左右两侧护卫，哥萨克骑兵在队伍的前后守卫。18

流放队伍是不幸的队列。在队伍前面走着的是苦役犯。那些不单被判处流放还被判处服苦役的人被认为更危险、更有可能试图逃跑（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看法有充分理由）。他们手上戴着手铐，脚上戴着沉重的脚镣，脚镣系在一根链子上，这条链子通过一个圆环拴在腰带上。接着，他们两人一组地被锁在一根杆子（后来杆子换成了链条）上，以防止逃逸。如果一个人病倒了，所有人都不得不停下；如果一个人要去排便，所有人都不得不一起去。一个同时代人说：“那些沉重的脚镣就算是四周包裹着皮革，也会在走路时严重擦伤人的腿脚。但所有这些不幸中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他们被成对地绑在一起：如果一名罪犯做出急促猛烈的动作，那么他的同伴就会因为手铐的传导作用而遭罪，特别是当这两个罪犯的身高和体型相去甚远时。”如果脚镣不够分配，罪犯们就会一起被拴在一套脚镣上。走在这些苦役犯后面的，是被流放到定居点的人，他们仅仅戴着脚镣。再后面是行政流放者，他们没有戴镣铐。走在队伍最后的，是自愿随亲人到流放地的流放者家庭成员。队伍后面跟着4辆大车，每辆车都由一匹马拉动。车上装着流放者的财物（他们的生活被压缩成不超过12千克的东西）。如果车上有多余的空间，年老者、年幼者和病人可以和行李一同乘车；如果没有多余的空间，他们可以自己花钱另行租用当地村庄的马车。如果他们没有钱，就只能步行。19

在斯佩兰斯基技术层面的设想中，这套休息站系统可以让流放者有序地抵达其指定的目的地，还可以实行流放者运送的责任制。这个伟大的改革者一丝不苟地规划了路线的细节设计和流放队伍的日程安排：如果流放者从位于蒂古洛耶村（在托博尔斯克省的西部边界上）的第一个休息站指挥部开始自己的行程，走上两天后（其间会经过一个中间站）会抵达在别列瓦洛瓦的第二个休息站，在那里他们会被交给第二个休息站指挥部。流放者会在这个休息站休息一天，还可以使用浴室。接着，这个运送指挥部会让这些囚犯继续前往秋明，然后他们会被移交给秋明伤残军人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将负责把他们运送到280千米外的托博尔斯克。20

斯佩兰斯基改革将西伯利亚流放事务部的总部设在了托博尔斯克，这一举措把托博尔斯克变成了流放行政管理的神经中枢。流放者从托博尔斯克出发，会先跋涉1560千米到达托木斯克市，此程历时12个星期，中途在任何站点的休息时间从未超过一天。然后再从托木斯克走590千米到达叶尼塞河（该河是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之间的分界线）畔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囚犯可以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休息一个星期。之后流放队伍再往前走1050千米，其间又是休息时间不会超过一天，最终队伍抵达伊尔库茨克，并可以享有几天宝贵的休息时间。最后一段路程也极为费力：被发配往涅尔琴斯克银矿的苦役犯还要再走1600千米。根据斯佩兰斯基的估算，流放者在到达伊尔库茨克时已经在29星期半的时间里走了3570千米（大致为从马德里到圣彼得堡或从华盛顿到犹他州的盐湖城的陆上距离）。21

斯佩兰斯基制定的《运送流放者的章程》是一份带有帝国的傲慢的文件。该章程站在圣彼得堡各部的高傲高度，打造了一个虚拟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流放者的出发和到达都有序、按时间表进行，有能力的各个运送指挥部步调和谐地沿着精心策划的路线把流放者送到各西伯利亚目的地。从这个高度，设计如何强制迁移人口，就是在一个连贯的序列中编入数字：每个罪犯分配多少卢布、每个运送队伍有多少罪犯、每隔多少千米设置休息站等。然而，西伯利亚偏远和难应付的现实情况打破了斯佩兰斯基的帝国雄心，挫败了这位改革者微观管理人口运送的努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斯佩兰斯基制定的有序运送流放者的计划因为每年被放逐到乌拉尔山以东的人数激增而失败了。斯佩兰斯基似乎确信，一年运送的总人数基本浮动不大，但是在19世纪20年代，人数实际上增加了一倍以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流浪在1823年被宣布为犯罪行为），从1819至1823年间的平均每年4600人，增长到在接下来的3年中平均每年11100人。一名官员在1825年沮丧地指出，在1822年之前，国家每个星期流放60到70人，现在每个星期流放的人数超过200人。从1823到1831年，11000名苦役犯和68600名流放者（共79500人①，其中9200人是女性）经过了托博尔斯克流放事务部。22

为了减少在夏季向东押送流放者时出现的逃逸现象，《运送流放者的章程》规定每个流放队伍在夏季不能超过60名流放者，在冬季则不能超过100名（冬季的严寒直接会让差不多所有流放者打消逃跑的念头）。苦役犯被认为比一般流放者更危险，因而每个队伍中不能有超过10名苦役犯。斯佩兰斯基还规定，每星期从蒂古洛耶集中点出发的队伍不应超过一支。然而，随着流放者人数在19世纪20年代持续增加，官员们不得不忽略上述限制性规定，因此不得不让队伍的安全陷于危险当中。19世纪20年代初，流放队伍的人数膨胀至超过400人。随后人们几次想要限制流放队伍的规模，但都因为流放者人数增长过快而失败了。1835年，几名高级政府巡视员指出，流放者人数涨幅巨大且事先未曾预料到，这“使得地方官员虽说不是完全不可能，但也是难以按照《运送流放者的章程》设置的规章来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指出，流放队伍一般多于250人。或者，当局不得不把超过所需人数的流放者截留在沿途的城镇中，拖延他们到达正式目的地的时间。23

在西伯利亚边境以东的休息站是根据斯佩兰斯基的章程中的一系列规定而建造的，常见的样式是围起一个院子的低矮围栏建筑。休息站包括三座只有一层的木屋，木屋外面涂成标准的赭色，一座住着流放队伍的指挥官，另外两座住着士兵和流放者。流放者的房舍里有三四个大牢房，每个牢房里有一个俄式炉子和成排高高低低的木板，这些木板挨着墙壁分布，罪犯可以在上面坐着、睡觉或放置自己的财物。中间站比这还要简单：一个有两间小屋的木围栏建筑，一间小屋住着军官和押送兵，另一间住着流放者。养护这些建筑的责任落在了当地人头上，而他们却并没有因为替国家的监狱建筑出力而获利。在大多数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