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界　标

体虚脱。秋雨只是让罪犯们在忍受高温后获得片刻喘息，随后，雨水把道路变成了泥泞的沼泽地，罪犯们咯吱咯吱地走过没膝的泥泞之地。9月下旬便会迎来第一次冬霜。气温在-20℃时，哈出的气会冻在人的胡须上；在-30℃时，寒气刺痛着人的肺部。1828年1月，一位年轻女性乘马车穿过西伯利亚，前去陪同她被流放的未婚夫，她在-46℃的低温中遇到了一支流放队伍：


我听到了一个声音，那种声音我当时听着很陌生，但后来对我来说就很熟悉了。这是镣铐碰撞的响声……这群人都戴着镣铐，有些人甚至被拴在金属杆上。这些不幸的人构成了一幅可怕的景象。为了让自己的脸不受冻，他们用脏布遮住整张脸，并在眼睛处划出了破洞。9

极冷的气温、肆虐的暴风雪和厚厚的积雪常常让流放队伍经历致命的考验。

政府巡视员报告，许多流放者在从俄国欧洲部分出发时并未带着足够的钱和够穿的衣服，另一些流放者的钱财被途中的官员夺走了。还有一些人，虽然地方官员为他们配备了适当的物资，但他们“却因为自己的疏忽和不负责任，而在走完一半路途之前就把自己的钱财挥霍殆尽”。很多在行进途中的流放者最终不得不出售自己的大衣；他们食物和衣物短缺，筋疲力尽，依靠他们借住的西伯利亚庄户人家的救济品果腹。

档案保存状态极为糟糕，与之相关的问题包括不同的罪犯队伍混淆，文件被弄丢、篡改。1806年，亚历山大一世在一项法令中确认，西伯利亚当局“对送往他们那里的定居者的性别和人数并不清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提出在流放者经过的各个省的第一个定居点配备官员。这些官员将负责草拟精确的名单，上面记录着抵达那里的流放者的确切人数、他们的身体情况和目的地。但是这类措施收效甚微，这套系统中的档案保存仍然是随意和不完整的。因为流放者会出现逃逸、死亡、在途经的省份被拦截等问题，所以官员们无法精确统计流放者的人数和所在位置。10

国家想要为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劳动者，但沿途的地方当局却实行了一些与国家的设想完全相反的做法：他们通常会为自己的辖区留下身强体壮的流放者，只让患病的人和体弱的人继续前行。早在1786年，外贝加尔的涅尔琴斯克矿区的负责人就曾给圣彼得堡写信，抱怨送到自己这里的都是未成年和生病的流放者，这些人无法在矿山工作。被分配到矿山和工厂中的970名流放者中，五分之一的人或者年纪太小，或者病得太重，或者身体太虚弱，因而无法胜任体力劳动。那些目前在工作的流放者中，超过一半的人年龄在50岁以上，因此“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失去工作能力”。圣彼得堡认识到，那些更健康的流放者确实被留在了他们途经的省份，于是下令禁止这种做法。11

然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种做法毫无减少的迹象。1813年，内政大臣奥西普·科佐达夫列夫给西伯利亚总督伊万·佩斯捷利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抱怨本应在1809至1811年间送往伊尔库茨克省的1100名男性流放者只有625人到达；490人仍留在托木斯克省，其中180人定居在那里，220人因为病得过重而不能继续前行，而其余的人因为被分配到当地工厂工作而留在了那里。虽然科佐达夫列夫承认生病的流放者确实可以留在托木斯克省由当地人照顾，但他指出：“这个借口让很多身体健康的人被留了下来。”5年后，抵达东西伯利亚的流放者不到原定人数的一半。调查显示，“年龄和体力条件最好的人”留在了许多俄国欧洲部分省份和某些西伯利亚省份，在那里充当劳工。在这些地方近10年的苦役生涯摧毁了他们的健康，然后他们才会被发送到伊尔库茨克。12

大多数罪犯是从遥远的俄国欧洲部分省份走到指定地点的，这段路途要花费2年时间。但是，如果他们在途中生病并接受治疗，路程则可能耗费多达3年时间。有些罪犯甚至花了四五年时间。当局担心，如果被判处服苦役的罪犯的苦役是从定罪的那一刻算起，那么他们或许会在前往流放地的途中故意拖拉，并想方设法地在沿途的医院消耗刑期，以拖延到达矿山或工厂的日子。因此，当局规定，苦役犯到达在西伯利亚的最终目的地后，他的刑期才开始计算。一个罪犯用了八年时间走到伊尔库茨克，但在他终于进入监狱工厂的那一刻，他的八年刑期才开始。13

流放途中的恶劣条件必然地损害了罪犯及其家人的健康。一位巡视员在1802年报告，病人和孕妇坐着木质马车（телега）追随着流放队伍，“他们的境况很可怜、很危险……有些人死在途中，妇女在马车上生产”，这些病人和孕妇接受的治疗“很随便”。一系列疾病侵扰着沿西伯利亚大驿道行进的流放者：发热、鼻黏膜炎、风湿、肺炎、肺痨、镣铐造成的溃疡、污物造成的皮疹以及住房过于拥挤造成的斑疹伤寒症。据估计，在所有向五千千米以外的东西伯利亚行进的流放者当中，三分之一的人需要在沿线的军医院和医疗站治疗和康复。一位记者写道：“他们来时筋疲力尽，过早地衰弱，染上了不治之症，忘记了自己的手艺，并且变得非常不习惯于劳动……”14

17和18世纪出现了这样一个惯例，即流放队伍会在途中的村庄过夜。人数较少的队伍可以寄宿在农民的屋舍和谷仓，人数较多的队伍有时不得不在室外睡觉。当地农民既要负责守卫流放队伍，还要养护队伍途经的道路和桥梁。1804年，西伯利亚总督伊万·谢利丰托夫在给首都的报告中强调，为了让流放者“通过广阔而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省份”，西伯利亚人承担的责任极为繁重。这种责任让农民不得不从种地的工作中分心，因而是积聚仇怨的一个原因。15虽然村民要为自己看守的罪犯潜逃而负责任，但许多村民自己就曾经是流放者，而且他们无心冒着生命危险去保证流放队伍的安全。逃逸是司空见惯的现象，逃犯随后会加入流浪者组成的强盗团伙，这些团伙专门打劫沿着西伯利亚的荒凉公路行进的商队。谢利丰托夫呼吁在主要的西伯利亚道路沿线设置配有哥萨克骑兵的小支部队，“不仅是为了终结此类土匪和抢劫行为，也是为了消除居民和旅客的安全隐患”。谢利丰托夫估计，为顺利转移罪犯，在西伯利亚主要道路沿线的邮驿处共需要2880名士兵。然而他明白，如果不严重干扰其他地方的部队职能，招募到这么多士兵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他把所需士兵人数定为1825人。亚历山大一世批准了他的请求，内政警卫处于1816年最终形成。然而，在内政警卫处服役的哥萨克人虽然取代了农民，却并不比农民牢靠。有些官员悲叹，哥萨克人经常会为了钱财而释放自己看守的罪犯。逃跑的地方特性以及逃犯在托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犯下的种种罪行是当局的无尽烦恼。16

尽管存在这些行政问题，在1822年大幅度的流放制度改革之前的几年里，被发送到西伯利亚的流放者不断增多。1807至1813年，平均每年有1600人被流放，而从1814到1818年，人数上升至2500人，从1819年至1823年，人数达到4600人。地主和农民均在不断利用行政流放制度，再加上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以及农民与其主人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这些情况刺激了流放者人数的增长。快到19世纪20年代时，流放制度濒临崩溃的边缘。稳定并彻底整顿流放制度的责任落在了新任西伯利亚总督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肩上。17

斯佩兰斯基鼓励人们去相信，西伯利亚最终会融入俄罗斯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