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界　标

在19世纪，翻过乌拉尔山前往流放地的囚犯队伍，都会路过一根高3.5米的普通柱子。柱子由砖砌成，表面涂石灰。它矗立在圣彼得堡以东约2500千米处的林间空地上，一侧刻着彼尔姆省的省徽和“欧洲”的字样，另一侧刻着托博尔斯克省的省徽和“亚洲”的字样。这个俄国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之间的界标非常简易，因而掩盖了它作为流放者跟故乡痛苦分离的标志的重要意义。被流放的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公爵冷冷地指出：“在西伯利亚界标上题刻但丁的地狱，会比这两个假装描绘两大洲的轮廓的词更合适。”1美国人乔治·凯南曾在1888年穿越西伯利亚，当时他亲眼见到了这个界标旁的景象：


在圣彼得堡和太平洋之间的广阔地域，这个地方包含着最多的痛苦暗示，这个小小的林间空地，这个矗立着一根满是悲伤的柱子的空地，是最引行路者伤心的地方。成千上万名流放者，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王公、贵族和农民，在这里向朋友、故乡和家园永别……俄国农民，即使他是罪犯，也深深依恋着他的故土；这个界标周围曾经上演过很多撕心裂肺的场景……一些人陷入无限的悲伤当中；一些人在安慰泪眼婆娑之人；一些人跪下来，把脸贴向故土的土壤，然后带上一把泥土随他们去流放地……2

经过这根界标柱的流放者有时会在上面涂写最后的告别语句，比如“别了，玛莎！”“别了，生活！”。另一些人为了避免自己被遗忘，会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水泥涂层上。这根界标柱没能保存至今（虽然后人已经重建了一根类似的柱子），但是只要这个标志着行政边界的朴素柱子矗立在那里，大众就会始终把它当作西伯利亚流放者遭受过苦难的象征。3

在界标柱旁一再上演的悲伤和不幸场景，是一种对沙皇把其臣民驱逐到帝国的广阔领地的权力的衡量方式，正如1649年的刑法典规定的那样，“到君主命令去往的任何地方”4。因此，前往流放地的行程是一种对专制权威的衡量方式，向东的每一步都是对统治者的效忠。到18世纪末，在圣彼得堡野心勃勃地在乌拉尔山以东地区推动殖民化的过程中，罪犯及其家人的被迫迁移也发挥着核心作用。

欧洲各个帝国都在努力解决刑罚移民的严峻后勤问题。在18世纪后期，对英国罪犯来说，前往澳大利亚刑罚殖民地的航程是可畏的考验。罪犯精神萎靡地待在船只的监牢中，“在湿漉漉的寝具上瑟瑟发抖，无法外出活动，四周都是盐、粪便和呕吐物，他们忍受着坏血病和疖子”。共有1006名罪犯在1790年随第二舰队出航，其中267人死在海上，至少又有150人在登陆后死去。5为了控制运送过程中严重的罪犯死亡问题，英国政府采取了迅速而果断的行动，因为政府明白，将健康的罪犯有组织、高效地运往殖民地，对于更广泛的刑罚殖民开发计划是十分必要的。英国政府严正要求负责运送罪犯的私人承包商改善运送条件，并且延期支付每个罪犯的运送费用，直到罪犯身体健康地下船才会付款。每艘船上都配有一名海军医生，他们对政府，而不是对承包商负责。虽然一些船上仍存在疏忽照看和虐待罪犯的现象，但是到1815年，运送途中的死亡率下降为1/85。到1868年年底，死亡率仅为1/180。6

把罪犯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后勤难度并不比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滚滚波涛造成的后勤难度小（甚至可能更大）。每年都让几千名难以管束且有时举止暴力的罪犯跨越几千千米的不毛之地，对当时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西伯利亚大陆仅有一套稀疏的路网和几条毫无用处的河流（因为它们都是南北向的，而不是自西向东流），而且这片大陆在每个冬天都是一个危险的冰雪世界。

与那些欧洲对手相比，俄国的国家机器较为原始，在行政重担的压力下已经运转困难。圣彼得堡的势力范围不像伦敦或巴黎那么宽广。即使在俄国欧洲部分，国家也几乎没有与其人民直接接触。国家把管理权下放给拥有土地的贵族、教会、商人行会和村民会议。在大部分俄国臣民（农民阶层）的经验中，帝国陆军是唯一一个直接且持续地与国家权力对抗的力量。西伯利亚行政官员和他们在首都的主人之间距离遥远，这一现象扩大了这种官僚制度缺陷的影响。由于资源不足且几乎没有责任，官员操纵流放制度来谋取私利，无视、剥削并劫夺由他们负责的罪犯。

罪犯离开俄国欧洲部分时身强体健，在路上走了几个月甚至几年后，当他们终于抵达东西伯利亚的目的地时，这些人衣衫褴褛、体弱多病且饥肠辘辘，他们的形象讥讽着圣彼得堡官员所设想的强壮刑罚殖民者。遣送过程本身就挫败了国家在西伯利亚实行刑罚殖民的战略野心。随流放队伍向东跋涉的人既沮丧又绝望，这些人就是对国家的虚弱和无能的控诉。界标柱与其说是君主权力的象征，不如说是其限度的标志。

19世纪初，流放者几乎都是步行前往西伯利亚。他们可能会从俄罗斯帝国的以下五个城市出发：圣彼得堡、波兰王国的比亚韦斯托克、乌克兰的卡梅涅茨-波多利斯克和赫尔松以及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大多数人都会经过在莫斯科的中央中转监狱，他们及其家人从这座监狱向东行进，然后经过弗拉基米尔，那条蜿蜒向东的道路就是因这座城市而得名。弗拉基米尔路（Владимирка）与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同义，它在19世纪臭名昭著，伊萨克·列维坦在1892年创作的同名风景画（现藏莫斯科的特列季亚科夫画廊）似乎在附和着东去流放者的沉重步伐。

弗拉基米尔路通过喀山和彼尔姆出俄国欧洲部分，穿过乌拉尔山，后与西伯利亚大驿道交汇。西伯利亚的干道在西西伯利亚的开阔平原上蜿蜒，经过秋明、托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然后进入东西伯利亚茂密且多沼泽的森林，经过阿钦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最终到达区域性首府伊尔库茨克。安东·契诃夫形容这条路是“最长而且是我眼中世上最丑陋的道路”。的确，西伯利亚大驿道事实上就是一条狭窄的土路。流放队伍是这条路上的熟悉景象。1856年的一天早上，英国旅行者威廉·斯波蒂斯伍德在这条路的路旁醒来：“寒冷的黎明来临；在两排白桦树下，一长列衣着单调的人沿着和我们相同的方向行进，低垂的枝条遮蔽着他们的头顶。我们凭直觉猜出了这个队伍是什么，但我们还是很难相信，那么伤感、那么陌生又那么遥远的一个故事正在我们眼前上演。”7

流放队伍中的流放者分到了标准服装：质量粗劣的灰色工作服，每件衣服上都有一小块颜色鲜亮的布料，这块钻石状的布料缝在衣服的背后，以方便识别他们的罪犯身份（进入西伯利亚的男性罪犯还被剃去了半边头发）。随着冬季来临、气温骤降，赶路的罪犯还分到了羊皮大衣。根据一个同时代人的描述，标准配置的大衣和靴子通常“质量低劣、缝线粗糙，因此罪犯在托博尔斯克分到的衣物无法支撑到下一个地区性城市”。于是，流放者不得不自费从当地居民手中购买替补衣物，当地居民则充分利用了这个垄断市场。那些没有钱自行购买衣服和鞋子的人只好赤脚走路，一路穿着破衣烂衫。流放队伍越往东走，他们就越像是浑身脏兮兮的难民，而不像严加管理的囚犯。8

这些罪犯一整年都在赶路。在夏季的酷暑中，数百只脚踩踏出了团团尘土，走在队伍最后的流放者几乎无法呼吸。在开阔的草原上，地面上没有树木，天空中没有浮云，流放者没有任何躲避烈日的机会。在行进途中，脱水和中暑让很多罪犯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