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折断的剑

约三千名士兵进入白雪覆盖的参政院广场。士兵们围在法尔孔纳创作的彼得大帝雕像四周。雕像描绘的是彼得大帝骑在腾跃的马上，而这匹马正踩着一条瑞典毒蛇。这个雕像标志着无情的彼得大帝驱逐其敌人的场景，现在它似乎在俯视着在其面前上演的戏剧。这次起义准备不足、组织混乱，因而在开始前就注定要失败。十二月党人委任的领导者和新共和国的临时“执政官”特鲁别茨科伊没有出现在广场上；他已舍弃他的战友，在避难奥地利大使馆前已经向新沙皇宣誓效忠。起义者敲响战鼓，扬起他们的军旗，并呼吁制定宪法，但他们最终只展现了自己的孤立和无能。

忠于沙皇的军队迅速包围了他们，随着这一天的时间流逝，尼古拉一世的耐心消耗殆尽，起义者人数不敌敌方且群龙无首。起义者试图通过协商来推翻专制制度，这种尝试自然是失败了，于是小规模冲突开始了。政府军用炮火和霰弹驱散起义者。起义军官逃跑了。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们遭到了包围并最终被逮捕。即使是特鲁别茨科伊等没有直接参加起义的军官也被关进了彼得保罗要塞。9南方的起义者在12月23日才听说圣彼得堡起义失败的消息，切尔尼戈夫团于12月31日在基辅城外发动了短暂而血腥的起义，但失败了。起义领导者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无法召集足够多的士兵参与他的事业，由他指挥的起义部队被轻易打败了。10这些革命者未能夺取政权，甚至连一天也没有。11

十二月党人发动政变的尝试非常不专业、紧张且时机不当，这些问题有时掩盖了推动这场起义的激进主义。伟大的俄国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是几位十二月党人的亲密朋友，在他于1833年创作的叙事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他表现出了对十二月党人的密谋的轻视：


他们在拉菲特和克里科之间

进行的这些秘密议论，

最初只是朋友间的争辩，

还没让这种反叛的学问

深深扎进他们的心坎，

还都只是烦闷时的消遣，

年轻的头脑无事可做，

成年的淘气鬼也借此作乐。12

普希金居高临下地否认了十二月党人的观念，然而这种否认并没有公平地评价起义者的雄心的范围和意义。十二月党人从古代的共和模式和俄国自己的共和主义传统里汲取了灵感。他们计划以共和式爱国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都很常见）为基础，彻底革新俄国的国家结构。他们设想着“诛杀暴君”尼古拉一世，谋杀皇室成员。专制制度将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在这两种制度下，主权都将从统治者手中转到人民手中。他们打算废除农奴制、贵族政治以及社会中的各种团体和行会组成的混杂物。他们将引进现代国家的机制来代替上述机制。无论是作为一个单一制政府还是一个美国式的联邦制政府，这些机制都将在平等和共同权利的基础上凝聚俄罗斯帝国的各个民族和宗教，从而锻造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同的权利和责任不再归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团体；相反，只有公民共同的权利和责任，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十二月党人坚持欧洲的共和主义传统，在19世纪20年代的俄罗斯帝国，这类观念非常激进，因而是极富争议的。13

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对十二月党人起义及其后续影响的反应是矛盾的。一方面，很多人为起义的暴力程度（大约三千人丧生）和刺杀皇室成员的计划感到震惊；另一方面，在很多地方，许多人同情十二月党人的改革愿望，尤其同情他们制定宪法、废除农奴制的主张。此外，对此次起义的镇压触及了沙皇俄国精英阶层的核心。许多十二月党人都来自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最显赫的家族，自己本身就是皇室圈子的常客。在一些家族中，有两三个兄弟都参与了起义。别斯图热夫家族和别斯图热夫-留明家族在北方协会和南方协会中都是重要人物；穆拉维约夫家族（还包括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兄弟）也同样如此，他们中的三人于12月14日前往了参政院广场。十三名十二月党人是参政员之子，七名是省长之子，两名是大臣之子，还有一人是国务会议成员之子。但没有人比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家族与皇室更亲近，谢尔盖所属的家族是俄国最古老、最富有的贵族家族之一，他本人是尼古拉一世儿时的玩伴。沙皇把他参加起义的行为当成对他个人的背叛。14

即使法院的规章严苛，部分十二月党人的家人仍设法让自己的儿子和兄弟逃脱沙皇的怒火。他们不断请求尼古拉一世宽大处理，指出这些军官年幼无知，而且惩罚他们就是惩罚对沙皇忠心耿耿的整个家族。面对这些请求，尼古拉一世遇到了专制权力的本质带来的一个障碍。在审理十二月党人这样重要的案件时，调查委员会和最高法院会把所有关于审判和判决的事都交由年轻的沙皇做决定。所有人都明白，决定十二月党人命运的不是法律条文，而是尼古拉一世个人的仇恨或宽仁。伟大的俄国历史学家、保守主义政治家尼古拉·卡拉姆津在19世纪初发现：“在俄国，君主就是活生生的法律：他赦免好人，处决坏人，对前者的喜好造成了后者的噩梦……俄国君主集所有权力于一身；我们的规则是父权制的、家长式的。”15

在俄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尼古拉一世确实是臣民之父。他站在权力和权威的顶端，这种情势又使得俄罗斯帝国内的所有家长式机制合法化：地主和农奴之间、军官和士兵之间、父亲和家庭成员之间等类家长式关系。像许多同时代的欧洲君主国一样，俄罗斯帝国的父权式统治体现着一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协定：沙皇的臣民献出服务、服从和尊重，以换取沙皇的保护和照管。然而，在处理起义者家人的请求时，这种处于专制君主权力的核心的父权制构成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16

伊万·奥陀耶夫斯基是十二月党人诗人亚历山大·奥陀耶夫斯基的父亲，他在1826年1月给尼古拉一世写信。伊万·奥陀耶夫斯基这位拿破仑战争中的杰出将领，承认他的儿子让“我和他自己蒙羞”。他理解沙皇的愤怒，因而他不会乞求原谅，因为儿子的罪行“超出了我的想象”，但他请求沙皇同情他的儿子的年轻和“这个57岁的父亲的眼泪”。他求沙皇“把儿子还给我，好让我亲自管教，让他能够配得上忠诚的仆人之名，如同我一样”。彼得·奥博连斯基是俄国一个最古老的贵族家族的首领，曾任图拉省省长，他还是十二月党人叶甫盖尼·奥博连斯基的父亲，他也曾替儿子向沙皇请愿。起义当天，因为特鲁别茨科伊没有出现，叶甫盖尼·奥博连斯基指挥着参政院广场上的部队。彼得·奥博连斯基声称，他的儿子的罪行并不是“出于他的本心。上帝接纳悔过之人、悔罪之人：您就如同世间的上帝……我请求您，臣民可亲的父亲，不要让我的儿子离开我和我的家人”17！俄国精英阶层中的重要人物求助于沙皇的家长式统治，而这样的请求无法被完全忽视。

并不是所有十二月党人的家人都用这种方法来影响君主。有些人仅仅是劝起义的家人向尼古拉一世屈服。沃尔孔斯基的哥哥尼古拉·列普宁-沃尔孔斯基是一名副官长、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他给狱中的谢尔盖写信，强调谢尔盖给自己的家庭造成的痛苦：“亲爱的谢尔盖，你被囚禁于监狱让我比你更难受。”尼古拉向谢尔盖发表了一通相当于强调君主的父权权威的宣言，以规劝谢尔盖和他的同谋者断绝关系并向调查者坦承一切：“在这些事以后，友谊的纽带将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