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折断的剑

存在。在我们都不应背弃的神圣义务面前，这些友谊的纽带都消散了。现在不仅你的荣誉危在旦夕，我的荣誉和我们的祖先的荣誉也是如此……”尼古拉提出，对沙皇的顺从和忠诚高于暴动者之间的情谊。兄弟情谊和父权制是互不相容的，每个人都必须选择二者当中的一个。每个人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谢尔盖拒绝在受审时控告同伴，所以说他选择了自己的同伴，这使得沙皇勃然大怒。沙皇厉声谴责：“沃尔孔斯基是个骗子、恶棍……不回答任何问题，假装恍惚地站在那里。他就是一个令人厌恶、卑鄙无耻的罪犯，一个愚蠢至极的人！”尼古拉选择了他的君主，彻底同自己的兄弟断绝了关系。在此后谢尔盖流放西伯利亚的30年中，尼古拉再也没有给谢尔盖写过信。18

尼古拉一世密切指导了审讯过程，在长达数月的详尽审讯后，1826年6月1日，最高法院对罪犯做出了裁决。它判处5名所谓的主犯分尸刑，31人斩刑，其余大部分人（共121名军官）被褫夺公民权并发配东西伯利亚服苦役。此前死刑在俄国已废除近70年，但此次突然为主犯重启死刑令许多人感到不安。在莫斯科，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观察到了俄国社会各界对这些严重判决的惊惧。19

尼古拉一世知道这种普遍的不安情绪，但他似乎无动于衷。他曾在私底下对法国使节拉费罗奈伯爵说：“我不会对这起阴谋的头目和煽动者显示丝毫的怜悯与同情。法律规定了惩罚方式，我不会为了他们使用我的宽赦权。我不会姑息纵容。我必须让俄国和欧洲看到这次教训。”20但他是在夸大其词。这位年轻的君主或许是报仇心切，但他也很谨慎，而且他的谨慎是有理由的。毕竟，他是残忍且不幸的保罗一世的儿子，保罗一世在1801年的宫廷政变中被自己的禁卫军杀死了。尼古拉一世明白，既然很多十二月党人出自俄国贵族阶层，那么贵族阶层对血腥报复的忍耐是有限的。

宽赦是君主的一种特权和他的权力的一种体现。传统上，沙皇行使宽赦权，是为了纪念继承人的生日、国家历史上的重要纪念日，当然，还有加冕礼。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传统，伟大的激进主义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回忆：“每个人都在加冕礼前夕期待着已定罪的人会被减刑。甚至是我的父亲，尽管他凡事谨慎又持怀疑态度，但他也说死刑不会执行，那只是为了震慑人们。”尼古拉一世确实表现出了些许怜悯：他改判原本要被斩首的31名罪犯长期服苦役和终身流放。“他在自己对司法的责任和国家安全允许的范围内减轻了刑罚。”因此，西伯利亚流放成为一个变通的惩罚手段。西伯利亚使得君主可以清除俄国社会中的暴动分子，同时尽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保全贵族的性命。通过向暴动者施予怜悯，年轻的尼古拉一世也擦亮了自己作为俄罗斯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凭证。21

其他起义者在彼得保罗要塞的院子里被褫夺了公民权，然后那5名所谓的主犯经历了总体而言没那么有仪式感的刑罚。起义的主要理论家帕维尔·佩斯捷利、南方的起义领导者谢尔盖·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诗人孔德拉季·雷列耶夫、年轻的米哈伊尔·别斯图热夫-留明和坚决拥护共和制的彼得·卡霍夫斯基被带出了牢房，来到要塞围墙外竖着绞刑架的地方。尼古拉一世已经给了这5个人一丝怜悯，即“让他们免于流血”：他把他们的死刑从分尸刑减为绞刑。22

如果说实施绞刑是为了使报复行为显得仁慈，那么它失败了。绳套被收紧了，犯人脚下的凳子被踢开了，但一些绳子（由于前一晚的雨水而发胀）突然断了。三名犯人从绞刑台上摔到了下面的沟渠里。这些被勒得半死的人又被放到了绞刑架上，执行第二次绞刑。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讽刺地说，他很高兴有机会为国捐躯，而且不是一次，而是两度捐躯。雷列耶夫大呼：“这片被诅咒的土地！在这里，我们不知道如何组织一场暴动，不知道怎么审判犯人，甚至不知道怎么把犯人绞死！”然而，他和他的同伴在第二次绞刑中真的被绞死了，然后他们的尸体在绞刑架上挂了一个小时。他们的脖子上挂着刻有“罪犯-弑君者”的牌子。这场操作笨拙的处决逐渐为人所知，对很多人来说，挂在绞刑架上的尸体象征的不是沙皇富有同情心的审判，而是他复仇的愤怒。事实上，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俄国人不断将五名十二月党人领导者的绞刑视为暴力专制政权的象征。23

尼古拉一世可能已经饶了其余十二月党人的性命，但他决定褫夺他们的公民权并将他们流放西伯利亚，这一判决是在警告俄国精英阶层，不要忘记他们的教训。沙皇在行刑那天的宣告意在为公众构建这些处决的意义。它支持了尼古拉一世的父权权威，强烈否定了暴动者“不切实际的暴行”，严厉警告各个家庭更加关注对孩子的“道德教育”。它强调不少起义者的家人已声明与他们脱离关系，这也有种胜利的调子：“我们已经看到了表现忠诚的新例子：我们看到一些父亲并没有饶恕自己犯罪的孩子，一些亲属与叛乱分子断绝关系，并把他们交付法院；我们看到各个阶层的人意见一致——审判和惩罚这些罪犯。”24

的确，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惩罚迫使他们在自己的兄弟和儿子与沙皇之间做出选择。有些人选择了尼古拉一世。帕维尔·别斯图热夫-留明是被处以绞刑的最年轻的十二月党人的父亲，他让其余孩子“消除”对他们的兄弟的记忆。他边撕碎这个儿子的肖像，边说着“就当是死了一条狗”。赫尔岑对这种“与亲人断绝关系的无耻行径”表示愤慨。为了表示对沙皇的忠诚，很多十二月党人的亲人和朋友“证明了自己是狂热的奴隶，有些出于卑贱的个性，而另一些人则更糟，是出于坚定的信念”。沃尔孔斯基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夫人因为儿子被捕这件耻辱之事而深感痛心，她也把自己对沙皇的忠诚放在对儿子的情感之前。她是皇太后的侍女，此后她继续出入冬宫。她的儿子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要塞壮观的城垛隔着涅瓦河清晰可见。十二月党人亚历山大·穆拉维约夫把彼得保罗要塞称为“面向着沙皇宫殿的可怕专制主义标志，它就像在严正提示，这座建筑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那一座建筑”25。因为担心表露出对儿子的同情，亚历山德拉夫人甚至在沃尔孔斯基踏上流放路途的那天出席了一个庆祝尼古拉一世加冕的舞会。一贯的得体和忠诚为她赢得了圣叶卡捷琳娜勋章。在十二月党人领袖被处决后不久，她的行为给作为官方代表团成员参加尼古拉一世加冕礼的法国伯爵雅克-弗朗索瓦·安瑟洛留下了长久的印象：


我们都认为，在加冕礼前几天发生的这场血腥灾难会给即将要举行的庆祝活动增添一抹伤感。因为几乎每个俄国家庭都有让人垂泪的受害者。我吃惊不已……这些被定罪者的父母、兄弟和姐妹积极参加了非凡的舞会、奢华的盛宴和华丽的聚会！有些贵族……久久地跪在沙皇面前，他们无疑是害怕自己的悲伤被当作叛乱……在一个专制国家，人们可以用人性的弱点来解释这种对最自然的情感的轻视，这种弱点可以影响一个极度渴求荣誉和财富的男人。但是一个年华垂暮的母亲，每天都会珠光宝气地参加热闹非凡的公共盛会，而她的儿子正要开始非常痛苦，或许会令其丧生的流放生涯，人们又怎么解释这个女人的表现？26

对君主的忠诚拥护者来说，公民权死亡是一种确确实实的死亡。私下里，他们就像为一个已故家人哀悼一样进行哀悼。在谢尔盖被流放之后的几年中，他的家人会说：“谢尔盖已经不在了。”在上述例子中，这些人奴性地顺从沙皇的父权权威，但是与之相反，一些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