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折断的剑

定跟随丈夫远赴西伯利亚，这样的决定深深地印入了同时代人乃至后世的思想觉悟当中。27

十二月党人年轻的妻子事先对其丈夫的密谋毫不知情，丈夫被捕的消息打碎了她们养尊处优的生活。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牢房里，十二月党人懊悔于他们给自己无可责难的妻子造成了痛苦。1825年12月底，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给妻子亚历山德拉写信，承认自己参加了起义并求她原谅自己：“有很多次我都想向你坦陈我的重大秘密。我的沉默誓约和一种错误的耻辱感让我看不到自己的行动有多么残酷和鲁莽，让你的命运和一个罪犯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我是造成你和你的家人的不幸的原因。”“我几乎无法动笔，”亚历山德拉向她的妹妹吐露，“我太过悲痛了。”28

有些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在得知丈夫参与起义的消息后非常焦虑，她们当中的有些人出自非常有影响力和十分富裕的家庭，如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亚历山德拉·穆拉维约娃和叶卡捷琳娜·特鲁别茨卡娅，她们都宣布自己将跟随丈夫一起流放。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很多文学作品描述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декабристка）分担丈夫在西伯利亚的命运的重大决定。许多人在里面看到了浪漫爱情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可敬例子，看到了对支配着尼古拉时期的贵族生活的责任规范和荣誉规范的抛弃。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的史诗《俄罗斯妇女》首次发表于1873年，它纪念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的生活，而且在为后世塑造这种浪漫主义原型方面，该诗非常重要。在涅克拉索夫的诗中，强烈的爱驱使着这些妇女跟随丈夫前往西伯利亚。在诗中，沃尔孔斯卡娅对她的父亲说：


可怕的折磨在这里等着我。

是的，如果我按照您的意思留下来，

分离将使我痛苦。

我会得不到安宁，日日夜夜，

我都为我可怜的孤儿哭泣，

我会一直想着我的丈夫，

倾听他温柔的责备。

事实上，很多因素促使特鲁别茨卡娅、沃尔孔斯卡娅和穆拉维约娃追随自己的丈夫，并非所有因素都是带有浪漫色彩的。29

被困于彼得保罗要塞牢房中的十二月党人认定，如果他们逃脱了绞刑，那么就会面对西伯利亚流放。他们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他们开始希望自己年轻的妻子会追随自己一同流放。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每星期都要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狱中写几封信，在冗长的信中，他诉诸叶卡捷琳娜对他的爱。但是他更多的是诉诸她作为妻子的宗教责任感。1826年1月，他承认：“我没有力量不寻求和你在一起的幸福。”特鲁别茨科伊将他的惩罚和流放可能性说成是对他的妻子的基督教美德的一种考验：“我知道，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上帝允许我们在一起，你不会有任何遗憾；无论你的命运将会如何，你都不会抱怨命运。”到了5月，特鲁别茨科伊在信中谈及了自己的信念，即“上帝给予我们的一切都是完全公正的”，而且“上帝会赐予我们承受我们的命运的力量，无论我们的命运有多么艰难”。特鲁别茨科伊知道叶卡捷琳娜将被迫放弃世俗的财富，于是他强调，这种“优越和享乐对救赎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或许只会让我们偏离正道”。他也没有不屑于情感勒索。在被褫夺公民权前夕，他写道：“没有你，我的生活是一副我想要摆脱的重担。”30

20岁的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面临的抉择更为棘手。她是1812年卫国战争的英雄尼古拉·拉耶夫斯基将军的女儿。出生于1806年的玛丽亚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有着忧郁的深色眼睛和精致的面庞，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她嫁给了粗犷、仪表堂堂的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结婚时她几乎不认识谢尔盖，他已经34岁，而她只有17岁。在谢尔盖在参政院广场上决定自己的厄运之前，他们结婚才刚一年多，在此期间，谢尔盖大部分时间不在家，忙于在南方准备这次密谋。玛丽亚在1826年1月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尼基塔，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高烧不退，在死亡边缘挣扎。因为担心她的健康，她的家人起先并没有告诉她在圣彼得堡发生的起义以及她的丈夫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31

她在3月初终于知道了谢尔盖被监禁的消息，便立即给丈夫写信：“我亲爱的谢尔盖，两天前我得知你被捕的消息。我不会让我的灵魂因此而动摇。我寄望于我们宽宏大量的沙皇。我可以向你保证一件事：无论你的命运如何，我将共同承受你的命运。”随后，拉耶夫斯基家族和沃尔孔斯基家族就玛丽亚的未来发生了不体面的争吵。拉耶夫斯基家族断定，她不应该受西伯利亚流放的折磨，她应该和她的孩子一起待在她的家人身边；沃尔孔斯基家族则努力说服她跟随丈夫流放，为他提供援助和支持。面对着这样一个令人恐惧的选择，玛丽亚在6月中旬写信给她的丈夫：“不幸的是，我非常清楚我必然会与你们二者之一分开；我不能带着我的孩子东奔西跑，这会令他性命堪忧。”然而，玛丽亚的选择并不是家族荣誉和浪漫爱情之间的简单选择。32

就像在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俄国的浪漫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对情感的颂扬；它还提供了一系列关乎高尚行为的公共守则。拜伦式文学作品在俄国精英阶层中非常流行，它们提供了可供受过教育的时人效仿的范例。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受到了一位年轻贵族女士的真实故事的鼓舞，这位女士的丈夫伊万·多尔戈鲁基在1730年被安娜女皇放逐，她选择陪同丈夫流放西伯利亚。33在1825年起义的前夕，十二月党人领袖雷列耶夫在他的诗《纳塔利娅·多尔戈鲁卡娅》中歌颂了她的牺牲精神：


我忘记了我的家乡、

财富、荣耀和姓氏

只为和他共同承受西伯利亚的严寒，

忍受命运的无常。34

这种典范在俄国社会被普遍接受，许多人认为，婚姻誓言的神圣性意味着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应该分担丈夫的命运。在起义之前的几个月，尼古拉·巴萨尔金在给妻子读雷列耶夫的另一首诗，此时他说出了心中的疑惑，想知道自己是否会独自前往西伯利亚。他的妻子没有起疑，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那又怎样呢？我会和你一起去，照顾你，共同承受你的命运。那绝对不会把我们分开，所以想这件事有什么意义？”拉耶夫斯基家族意识到了这些对配偶的忠诚与责任的文化期待，于是他们努力把玛丽亚留在基辅省的沃尔图什卡家族领地上，使她远离那种只会鼓励她跟随丈夫的公众观点。然而，玛丽亚坚持前往首都，到达首都后，她在监狱官员在场的情况下与丈夫进行了一次简短又尴尬的会面，谢尔盖趁机塞给她一张字迹潦草的纸条，上面写着种种保证和爱意。看到戴着镣铐的丈夫，玛丽亚决心跟随他去西伯利亚。35

目的地东西伯利亚在几千千米之外，玛丽亚的父母非常担心这趟危险的行程会危及女儿的健康，他们恳求沃尔孔斯基解除其妻子的婚姻誓言，让她和孩子待在一起。“像一个男人、一个基督教徒一样，”玛丽亚的母亲写道，“让你的妻子尽快到她的孩子身边，孩子需要他的母亲。你要平静地和她分开。”玛丽亚的父亲则说得更直接。他担心玛丽亚可能不会放弃追随沃尔孔斯基的念头，于是在1月，在玛丽亚在生产后重病时，他写信给这个被监禁的十二月党人：“你曾经称我为父亲，那么就服从你的父亲！你知道你的妻子的心意、她的情感和她对你的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