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折断的剑

：她愿意分担一个罪犯的命运，但她会因此丧命。你不要把她害死！”36那年夏天，玛丽亚仍旧坚持要离开，她的父亲再次恳求沃尔孔斯基：


我的朋友，想想她是否可以挺过数月的颠簸；想想那几个月是否足以让你的幼子死去；想想她能为你带来什么帮助，又能给幼子带来什么帮助！想想吧，她会放弃自己的显赫地位，你们所生的所有孩子也将没有显赫地位。我的朋友，你的内心一定会告诉你，你应该亲自写信给她，告诉她不要跟你走。37

但是谢尔盖并没有劝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待在一起，玛丽亚的决心仍不动摇。她的决定最终令她和父亲关系不和：“父亲和我沉默着分别；他向我送上祝福，然后一言不发地走了。我看着他，跟自己说：‘结束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曾经可以为了家人而死。’”38

公众对十二月党人的命运看法矛盾，而某些人为十二月党人的命运奋力游说，在这样的氛围中，政府迫切想要避免创造新的改革和革命牺牲者。政府在选择行刑时间时，考虑的是尽量减少前来观看行刑的十二月党人同情者，同样，十二月党人出发前往西伯利亚的活动也是悄悄进行的。沙皇指示：“罪犯出发前往流放地的行动应该在夜间秘密进行，任何罪犯都不能经过莫斯科，要前往西伯利亚的罪犯应该沿着雅罗斯拉夫尔路行进，任何人都不应当知道行进路线。”这种保密性是沙皇俄国软弱的表现，而不是沙皇俄国强大的表现。德米特里·扎瓦利申回忆：“政府不知道要拿我们怎么办。它不仅不敢让我们和流放西伯利亚的犯人一道沿着常规路线行进，甚至害怕将我们所有人都分到一个小组里。”39

每年有数千人沿着从圣彼得堡到伊尔库茨克的“脚镣之路”艰难地走到流放地，但与他们不同，大多数十二月党人被分成了小组（每个组不超过四个人），他们不是徒步行进，而是坐马车。由于担心出现逃匿事件，政府决定每名罪犯都应有两名宪兵和一名专门的信使随同，还应戴着沉重的脚镣。脚镣带来的羞辱令十二月党人印象深刻。切尔尼科夫团的起义者伊万·戈尔巴乔夫斯基回忆：“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们会拿出镣铐并给我们戴上。当我们站起来时，镣铐在我的腿上当啷作响……那声音十分恐怖。”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安德烈·罗森疑惑，为什么国家要把通常用来惩治惯犯和逃犯的惩罚用在十二月党人身上。当听到有些人把这归因于沙皇俄国的怜悯之心时，他带着些许嘲讽的语气说：“据说这个焦虑的政府惧怕平民的愤怒和复仇心，惧怕平民或许会在途中把我们大卸八块。”40

尼古拉一世做出的惩罚和羞辱这些囚犯的决定甚至也包含着黑色喜剧的元素，这些元素突出了国家权力具有不老练和临时拼凑的本质。扎瓦利申回忆，就在出发前，上面突然发来指示，要求脚镣不能用铁钉封上，而应该用挂锁锁上，以便在途中需要时可以更轻松地打开脚镣。由于当时手边没有挂锁，几名士兵被派去城里买挂锁。他们带回了用来锁礼物盒的锁具，上面通常还刻着字。扎瓦利申腿上的挂锁上面写着“我把这个送给我爱的人”，别斯图热夫的腿上的挂锁则写着“我珍视的不是你的礼物，而是你的爱”41。

起义的失败、审讯的耻辱以及在彼得保罗要塞长时间忍受的艰苦环境摧毁了很多十二月党人的精神和健康。即使在经历了十三年的流放生涯后，尼古拉·巴萨尔金仍然可以生动地回忆起“愁苦的无助感和道德挫败感”，这些感觉在狱中令他不堪重负，而他在那里独自面对着“专制政权的无限力量”。尼古拉·穆拉维约夫满怀遗憾地对妻子吐露：“每一天，我都祈求上帝宽恕我曾经参与这件疯狂和违法的事，宽恕我曾努力争取建造这座新巴别塔。”与此同时，特鲁别茨科伊在审讯时在尼古拉一世面前贬抑自己并乞求怜悯。在他入狱的第一个月，他在给妻子叶卡捷琳娜的信中称：“要是你知道在［尼古拉一世］面前当一名罪犯有多么困难就好了……我向上帝祈祷，希望上帝让我有机会可以向我们的恩人表示，我认清了我的罪行和他的祝福，至少我的心并不是忘恩负义的。”特鲁别茨科伊在彼得保罗要塞阴湿的牢房里待了半年，似乎患上了结核病，在离开前夕，他“咯出了大量鲜血”。其他人，比如奥博连斯基，为了减轻自己的惩罚而告发同伴。沃尔孔斯基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一直保持着一种挑衅性的威严，但他也在监禁期间病倒了，还担心自己不能撑过前往流放地的路途。42十二月党人在离开圣彼得堡时都心力交瘁。

第一组囚犯于1826年7月下旬出发，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共有93名几乎都“被剥夺了与其地位相当的所有权利和特权”的人出发前往东西伯利亚。由于政府希望减少犯人与沿途城镇居民和村庄居民之间的接触，因此流放队伍行进得非常快速。马车日夜兼程地赶路，每隔3天才休息一次。43押送警卫收到的指示是尽快运送犯人，因此他们经常会把马累死。米哈伊尔·别斯图热夫和他的同伴要求押送队长出示书面指示，如果队长接到的指示里没有明确说“杀死他们”，那么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去举报他。别斯图热夫确实差点死于途中。有一次，他乘坐的马车快速冲下一座小山，他被从车上甩了出去。他的镣铐卡在了车轮里，他“就像在阿喀琉斯的战车后面的赫克托耳一样被拖拽着”。各个流放队伍都在以疯狂的速度前行，押送队长们努力维持着自己在时间表中的位置。别斯图热夫兄弟和他们的同伴本应在托博尔斯克休息一天，但押送队长拒不让他们休息，因为他害怕自己的队伍被别人超过。“官僚作风的俄国！”尼古拉·别斯图热夫若有所思地说，“行政官员准备让我们赶路赶到精疲力竭，甚至累死，只要他们不违反1、2、3、4的时间顺序就行。”对流放者来说，路况和强制性的速度并不是途中仅有的折磨。直到大约四年后他们才获准摘下镣铐，在此之前，他们要努力去适应随着他们一起活动的镣铐。脚镣摩擦着他们的脚踝，让脚部流血。沃尔孔斯基在下台阶时被镣铐绊倒了，一个农民嘲讽地说：“先生，学会忍受它们吧！”44

在十二月党人看来，他们生理上的困境无疑比不上心理上的痛苦。这些贵族中的许多人出自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最著名、最富有的家族，并且沉浸在当时的浪漫主义爱国主义当中，对贵族来说，这是一段痛彻心扉的旅程。他们不仅失去了财富、权力和地位，还被从自己的故土驱逐了出去。一个俄国探险家在1830年评论：“‘西伯利亚’这个名字本身就足以让一个俄国人恐惧，俄国人在这个名字中只看到了他（她）会与自己的故土永远分离，看到了一个无法逃离、始终不变的巨大地牢。”许多十二月党人，如谢尔盖·克里夫佐夫，担心自己余生都将生活在“荒无人烟的边远地区，在那里，霜雪就像海格力斯之柱一样为人类划出了界线，标示着极点”。阿尔塔蒙·穆拉维约夫一再谩骂哥萨克冒险家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的举动，那里是“痛苦的来源和流放者的坟墓”。在流放者乘马车颠簸着向东行去时，大多数人沮丧且绝望。押送宪兵报告：“所有罪犯都非常悲伤，特别是当他们还在俄国境内行车时。他们大多数时候默不作声，有时候会哭泣。瓦西里·达维多夫最为悲伤，他为自己留下的五个孩子而伤心。”45

对于几乎所有十二月党人来说，翻过乌拉尔山就是越过了边界，进入了一片外国土地。尼古拉·洛雷尔回忆起了那一刻：


上午，我们沉默地攀爬了二十一千米路，抵达了那个孤单又凄凉地矗立在山巅的休息站。从山顶看过去，一望无际的森林远看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