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折断的剑

蓝色和紫色，一条蜿蜒着穿过森林的道路在我们面前伸展开来。马车夫用他的鞭子指着前面说：“那就是西伯利亚！”

也就是说，我们自此以后不在欧洲了！我们已经与整个文明世界分离了！46

然而，离开乌拉尔山后，十二月党人的精神开始振奋起来。他们看到的并不是俄国人想象中的冰冷荒漠，而是美丽又多样的景观，这里的农民不受农奴制的压迫。巴萨尔金评价：“我们越深入西伯利亚，眼前的景象就越迷人。比起俄国农民，尤其是农奴，那里的平民百姓看起来更加自由、更有活力，也更有教养。”47在西伯利亚，在具有改革思想的俄国人当中越来越盛行一种浪漫主义设想，即一种将替代俄国欧洲部分僵化、沉闷的等级制度的民主模式，十二月党人的观察资料将为这种设想提供支持材料。

然而，尽管十二月党人忍受着道德折磨和身体不适，通过大多数十二月党人被运送到西伯利亚的方式，人们可以看出他们是具有特殊地位的人。首先，他们是坐着马车，而不是步行。在19世纪20年代，每年都有数千名流放者辛苦地越过乌拉尔山，对于这些流放者来说，坐马车赶路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官员和押送兵也不确定要如何对待他们押送的对象。即使十二月党人已经“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和特权”，十二月党人仍然在语言、举止和礼仪上与他们的上级相同。扎瓦利申说：“无论我们去哪里，我们都被称为爵爷和将军……许多人既想用符合我们当前地位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又想表示对我们的尊重，于是他们对我们说‘前殿下、前阁下’。”警卫们在执行大臣们精心设计的严格规则时很迟疑，但是十二月党人用贿赂为自己买来的好处让这些规则执行得更加混乱。尼古拉一世的第三厅（在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尼古拉一世为打击暴动而成立了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亚历山大·本肯多夫了解到，最早的两组流放者沿途“吃吃喝喝”，用酒食让自己的押送士兵和宪兵为他们效劳。奥博连斯基可以给自己的妻子写信，达维多夫可以刮胡子。十二月党人被明令禁止乘坐自己的马车，但是，方维津利用妻子给他的1000卢布恰恰坐上了自己的马车，并成功为自己和旅伴弄到了温暖的毯子。在旅程当中，他和同伴被他们的宪兵“服侍”48。

随着十二月党人深入流放地，他们遇到的不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罗森先前被警告过的愤怒暴民，而是官员和众多西伯利亚人的好奇、同情和慷慨。方维津在途中写信给他的妻子，说托博尔斯克省省长德米特里·班特什-卡门斯基和他的家人“热情慷慨地接待了我，因为他们，押送军官对我们非常好，甚至同意把这封信转寄给你”。巴萨尔金回忆起卡因斯克小城的年迈省长斯捷潘诺夫先生，他来见他们时“带了两个人，他们拖着一个巨大的篮子，里面装满酒和各种食物。他让我们随便吃，然后让我们带走剩下的吃食。他还给了我们钱，并说出了令我们惊讶的话。‘我获取这笔钱的途径，’他边掏出一大包钞票边说着，‘不是完全干净的，而是通过受贿。你们拿着吧，这样我会心安一些。’”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当地居民争论着，在流放者们在该镇休息一天时，谁有幸为他们提供膳宿。商人们用家中最好的房间招待十二月党人，毫不吝惜地为这些客人供应食物和酒水。49

这种经历反映的不仅仅是十二月党人的特殊地位。向随流放队伍穿过定居点的“不幸的人”提供施舍，是西伯利亚的一个传统。尽管官方努力让这些行程保密，但巴萨尔金回忆，人们会聚集在休息站周围，看一眼这些犯人。更大胆的居民会靠近马车，把施舍给犯人的铜币扔进车里。“我至今保留着，”巴萨尔金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一个年迈的女乞丐给我的铜币。她走进我们的小屋，向我们出示了一些硬币，说道：‘这是我所有的钱。拿着吧，先生们，我们亲爱的大人。你们比我更需要这些钱。’”50

虽然政府还要定出一个具体的流放地点，但十二月党人肯定是要去涅尔琴斯克矿区这片广阔的刑罚区域，它在贝加尔湖以东1700千米处。最早的两组十二月党人在仅仅37天的时间里赶了6000千米的路，这些筋疲力尽的人在1826年8月下旬抵达了地区首府伊尔库茨克，在2个月后最终到达涅尔琴斯克的布拉格达茨克银矿。51

如果对比十二月党人领导者和参与起义的普通军官的经历，我们会发现，起义领导者因为沙皇不安的宽赦和广泛的公众同情而获得的益处是非常明显的。当一个被流放的官员说“学习四处为家是可能的”时，他还应补充，对有些人来说，学习曲线比其他人更陡。这些出自上层阶级、受过教育又被判处服苦役的俄国人努力在流放队伍不安全、暴力和穷困的环境中寻求对自己所处地位的意识。他们被褫夺了公民权，又被剥夺了权利和显贵地位，现在突然与平民为伍。帝国陆军的等级和纪律、贵族家庭以及农奴制，不再是他们与农民、商人和士兵打交道的基础。52

少数流放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军官经历了这种与下层阶级的文化冲突。在官方对这场暴动的短暂恐慌平息之后，他们被判刑，随后他们不是从首都，而是从地方市镇被驱逐出境。这些人在前往流放地的途中没有受益于国家的焦虑、个人的财富和公众的慷慨。最早的几批十二月党人是秘密、快速地被送走的，但现在圣彼得堡的当权者同意不再追求那种保密性和速度。因此，这些犯人不是乘坐马车和雪橇匆忙地东去，而是和普通罪犯一道步行去往东西伯利亚。对于负责流放队伍的沙皇地方官员来说，这些人只是流放者名单上多出的几个名字。他们的待遇同犯有重罪的普通罪犯一样，并且也加入了有一两百人的标准流放队伍。他们的经历有助于突出显示，当局对他们向北行进的同伴相对宽容。53

瓦西里·科列斯尼科夫就是这样一个年轻军官，他为后世记录下了自己的经历。和突然陷入流放队伍这个吵闹、暴力和破败的世界的大多数贵族一样，相较于流放者不得不面对的非人环境，科列斯尼科夫对流放者自己明显的不道德更加震惊：


总之，慈善家会发现这里完全没有热爱同胞的观念……这些不幸的人差不多是在互相竞争谁更残忍，努力去展现他们人性中更多的阴暗面。他们沉浸在道德败坏当中，习惯于各种恶习。他们周围是噪音、叫声、纸牌、骰子、争论或歌唱、舞蹈……上帝！这是些什么舞蹈！

一句话，这是一个真正的地狱！

在路上走了3个月后，1827年12月，科列斯尼科夫终于到达了托博尔斯克。他被锁在一个狭窄、极冷、潮湿的牢房里，他在那里因为“身体疲惫和天气寒冷”而生病，但没有得到医疗护理。然而，当5天后流放队伍要出发时，他获准坐着队伍中的一辆马车赶路。多次发病让科列斯尼科夫在沿途的不同医院耽搁了行程，1828年9月，在走了整整一年后，他到达了位于贝加尔湖以东320千米处的赤塔定居点。54

在惩罚十二月党人时，尼古拉一世艰难地在正当的愤怒和家长式怜悯之间寻求巧妙的平衡，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想要陪同丈夫的决定使他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到19世纪20年代，罗曼诺夫王朝已经开始珍视公众的家庭美德表现，直到1917年，它一直在强调这种美德。否认沃尔孔斯卡娅、穆拉维约娃、特鲁别茨卡娅和其他妇女履行其作为妻子的责任的权利，就是公开否认婚姻的神圣性。强迫忠诚的妻子与丈夫分开，必然对专制政府的道德权威产生不利影响。55

但是让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