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涅尔琴斯克的矿山

获时已远逃至叶尼塞省甚至［西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省。23

那些住在矿山定居点营房里的流放者和苦役犯从来没被锁起来，也不戴脚镣。一位官员在1831年向圣彼得堡解释：“考虑到苦役犯人数之多，把他们每个人都戴上脚镣、关在监狱里是不可能的……也缺乏合适的建筑。”在夏天的那几个月里，逃跑就是直接跑进周边的树林中（但逃跑者被抓后通常会被痛打）。24

在这片偏远又人口稀少的土地上，流放者几乎不受什么限制，因此在尼古拉一世在位时逃跑者成千上万。虽然涅尔琴斯克刺骨的严寒在1830年春天才开始消退，但是到5月1日，163个苦役犯已经逃跑了。大多数逃犯最终被抓获或者直接自首了，但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干扰了矿上的工作，通常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监狱当局的装备很差，而且有时因为绵延数百千米的泰加林而无法获得增援，所以说比起由他们负责的罪犯，他们人手不足，还经常火力不足。1828年，只有10名军官、40名下级军官和524名士兵负责分散在广阔区域上的约6000名流放者。1830年，涅尔琴斯克矿区军事指挥官斯坦尼斯拉夫·列巴尔斯基少将多次写信给拉文斯基总督，请求增加用来追捕逃犯的士兵。虽然拉文斯基意识到涅尔琴斯克矿区无休止的逃亡和随之而来的频繁犯罪正在损害国家的矿业经济利益，但他只能凑到121名正规兵。1833年，当局下令，成功逮捕一名逃亡流放者的士兵可获得3银卢布。即使如此，这些措施还是难以阻止那些一无所有且危险的犯人逃跑。25

在涅尔琴斯克，谋杀案是司空见惯的，作案的是刑罚定居点的流放者和在周边乡村游荡的流浪者。1828年，涅尔琴斯克矿区负责人费奥多尔·丰·弗里施发出的报告里充斥着因少数钱款而杀害一家人的案件、强奸案和绑架案。涅尔琴斯克地区的官员是这个地区唯一拥有可支配收入的人，通常还是流放者的仇视对象，他们尤其容易受到攻击。涅尔琴斯克一座冶炼厂的副职负责人伊万·巴利道夫是一名“品性良好、在矿上尽职工作”的官员。有一次，他下令鞭打2个企图逃跑的苦役犯。当他走到罪犯跟前宣读判决时，其中一个罪犯伊万·伊万诺夫在他面前弯下腰，然后突然掏出藏在袖子里的刀。在场的守卫还没反应过来，伊万诺夫已经把刀刺进了巴利道夫的腹部。虽然当地医生竭力抢救，但巴利道夫还是在2天后去世了，身后留下了妻子和5个孩子。1828年2月，为了17卢布“巨款”，流放者安东·扎哈罗夫把一个涅尔琴斯克士兵的妻子和儿子刺死了。7月，另一个流放者在卡代矿山割破了一个官员妻子的喉咙。26这些罪犯甚至在歌曲中称颂他们杀害官员的举动：


矿山监工终于退休啦

但他逃不了正义的复仇

倘使一名流放者抓住他

他的头颅就会被用锤子砸碎27

因为苦役犯和当地的官员、定居的流放者、在工厂工作的农民混居生活，所以苦役犯可以轻易喝到刑罚定居点小酒馆里出售的伏特加和葡萄酒。酒精可以点燃矿山中盛行的各种紧张、怨愤和仇恨。1828年3月，有人在伏特加的刺激下意图谋杀克里奇金矿山（该地距离涅尔琴斯克城180千米）的工头亚历山大·塔斯金和他的妻子，这个事件最终引发了一场骚乱。某天晚上，以季莫费·伊万诺夫为首的一群流放者在矿山小酒馆喝得烂醉，他们用刀逼着酒保拿出了更多葡萄酒。第二天，还未醒酒的伊万诺夫袭击了一名矿山官员，他当时是知道自己会因为这一罪行遭到鞭打的。但是因为此前塔斯金曾命令伊万诺夫“不要酗酒、喧闹”，伊万诺夫便决心报复塔斯金，于是他闯入了这位官员的住处，意欲谋杀。伊万诺夫发现没人在家，但是他打坏门锁时弄出的声响惊动了塔斯金的邻居，随后邻居们抓住了他。然而伊万诺夫的酒友看到了他被抓捕，于是他们袭击了这些邻居，放了伊万诺夫。接着，他们一起持刀进入酒馆，吹嘘自己打算杀了塔斯金，“烧了定居点，还要割开每个人的喉咙”。其他罪犯开始加入他们。直到晚上，足够多的军人和矿山工作人员齐集现场后，这些罪犯才被抓获。他们被处以鞭刑，并被判处终身服苦役。28

涅尔琴斯克当局越来越担心：这些苦役犯（其中许多人以前是军人）现在显示出他们有能力实施协调一致的军事抵抗。列巴尔斯基在1828年6月抱怨：“这些被流放的苦役犯策划的阴谋一年比一年复杂。”前一年8月，57名罪犯随流放队伍进入矿区，他们发起了一场反对其守卫的叛乱，其中25名罪犯成功骑着驿马逃跑。哥萨克人索波列夫召集了一群人去追捕逃犯，最终将他们逼至一个湖的岸边，要求他们投降。但流放者拒绝投降，于是这群哥萨克人向他们发起进攻，随后双方展开了一场长达4小时的战斗，在此过程中，索波列夫身受重伤，2名流放者被杀，很多人受伤。其余逃犯最终被抓获，只有一人成功逃脱。下一个月，另一支向涅尔琴斯克行进的罪犯队伍袭击了他们的哥萨克和农民守卫，并把守卫锁在休息站里，随后他们也骑走了驿马，逃进了附近的森林里。逃亡途中，他们洗劫了庄户人家，还打伤了3个人。虽然这一行人不超过28人，而且列巴尔斯基称“他们最终在与中国交界处被哥萨克边防兵打败，但是在他们防守时，他们是按一定的编队进攻或撤退的”。他们的目的是“袭击各个矿山，通过口头说服或者武力威胁，迫使其他苦役犯……加入他们。他们因为这样得到了增援，并计划奔向中国边界”。列巴尔斯基严峻地指出，这样有组织、有纪律的抵抗“此前从未出现过”。因此，他要求自己手下的兵将加强力量。29

在这个由凶暴的罪犯和畏怯的官员组成的阴暗世界里，告发和诽谤几乎是一种通货。流放者会向当局报告阴谋消息——有的是真的，有的是编造的——为的是给自己谋求一些好处或者特许权。季莫费·菲利波夫于1823年被判处鞭刑并终身服苦役。为了拖缓到达涅尔琴斯克的时间，他多次写信告发行刺亚历山大一世的阴谋。他的举报由有关人员进行调查，但官员们认为这些举报都是捏造的，他编造出这些说法只是为了拖延执行判决的时间，或者是为了让自己被召到圣彼得堡去。他们推断：“菲利波夫想要救的是自己的性命，而不是沙皇的性命。”菲利波夫没有灰心，他在托木斯克与一个罪犯同伴交换了名字，从而成功逃离了一支在1827年向涅尔琴斯克行进的流放队伍。冒名顶替的事暴露后，他立即被带到了伊尔库茨克。在伊尔库茨克，菲利波夫迫切地想要延缓惩罚，因此，他又揭发了多起共济会密谋者意图杀害皇室成员的阴谋。这一次，菲利波夫似乎做得过火了。他的举报传到了沙皇秘密警察第三厅的负责人亚历山大·冯·本肯多夫的耳中，本肯多夫断然否定了这些指控。1830年，菲利波夫被处以45下鞭刑，脸上被打上烙印，并被送往原本他在涅尔琴斯克矿区的流放地。30

对于想要讨好当局的流放者来说，十二月党人是非常显眼的告发目标。被流放的军官安德烈·罗森和德米特里·扎瓦利申都注意到，当局对于十二月党人抵达西伯利亚感到非常紧张。31这些起义者的罪行是有组织地集体攻击专制政权，而这个政权正是当局宣誓保护的对象。如果说先前的起义失败，部分是因为在参政院广场上的士兵几乎不了解他们被命令为之战斗的事业，那么或许在涅尔琴斯克，因为一种由共同的绝望造成的团结，情况会有所不同。十二月党人在1827至1828年到达这个地区，这或许会给这些贫穷且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