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涅尔琴斯克的矿山

己擦洗地板。11玛丽亚大部分时间都抱有一种坚忍甚至振奋的态度，但她明显认识到自己在布拉格达茨克的生活极具挑战性，她在1827年10月写给母亲的信中暗示：“亲爱的母亲，在这里生活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我们被禁止在书信里公开谈论这里的生活，这对您来说是多么幸运。”12

尽管沃尔孔斯卡娅和特鲁别茨卡娅自己面临着种种艰辛，但她们却还能够为那些十二月党人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持。一旦这两位女性出现在矿上，她们的丈夫就开始恢复精神。13然而，她们越来越担心，犯人们糟糕的饮食正在损害他们的健康。特鲁别茨科伊再次开始咯血，沃尔孔斯基患有胸痛，阿尔塔蒙·穆拉维约夫患有腹绞痛。14特鲁别茨卡娅找出了自己带来的一本食谱，开始在她和沃尔孔斯卡娅共同租住的小屋里用木炉子为这些犯人做饭，然后委托她买通的士兵把饭菜送给犯人们。这两个妇女开始用自己的名字但代表丈夫写信给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朋友和家人，这打破了自从十二月党人来到布拉格达茨克以后围绕着他们的消息沉寂。家人了解到流放者的所在地后，立即给他们寄来了信件、包裹和钱。在这两名妇女的帮助下，当局开始对这些犯人做出种种让步。沃尔孔斯基和特鲁别茨科伊获准在妻子租住的小屋与妻子见面，十二月党人可以在休息日在布拉格达茨克周围的乡村散步。几年后，奥博连斯基在写给哥哥的信中把玛丽亚和卡佳描述为“守护天使”。随着这两个“贵族妇女”的出现，他吐露：“俄国出现在她们的心中，高贵出现在她们的性格中……我们创建了一个家庭。”15

没有十二月党人的特殊地位带来的好处、私人的钱财和热心的妻子，涅尔琴斯克矿区普通苦役犯的命运要凄惨得多。一名巡视员指出，他们住的营房“即将倾颓，设计不合理……极其狭窄，养护糟糕，室内肮脏”。在一些矿山定居点，80至120人被挤在这样的建筑里，面积为9平方米①，里面“秩序混乱，没有新鲜空气”。处处都是穷困和脏乱之象。苏格兰海军军官和探险家约翰·邓达斯·科克伦在19世纪20年代初到访过涅尔琴斯克矿区，他认为“苦役犯憔悴、疲惫、可怜和饥饿的样子简直难以想象”16。

罪犯工作的矿井是从山体侧面挖进去的简单狭窄坑道。例如，捷连堆矿山是一个直径约4米的洞窟，从山脚下往石灰岩山体中挖进去了50米。矿井的入口在一个小棚子里，通过入口后，矿工们就进入了矿井，下井时他们的脖子上都挂着灯具。他们在井下用锤子和撬棍劈向墙面，敲下石块，随后这些石块会在矿井外被碾碎、筛选。有时，他们会用炸药炸出从主矿井分出去的分支巷道。矿井里的温度令人气闷；墙壁上渗水，人们在坑洼不平的地面上挖了一条排水沟，好让这些水通过排水沟流出去。矿井里有些地方已经被淹了。有位矿山参观者说：“矿井里的湿度会让人联想到澡堂，这种湿度本身就是一种惩罚方式。”17

矿工日夜轮班工作，一班12个小时。许多矿工一直生活在黑暗当中：在一年中的好几个月，他们在离日出还有几个小时的清晨进入矿井，夜幕降临很久之后才离开。在俄国农民的迷信文化中，土地是一个黑暗的地狱，里面住着许多恶魔。在矿井里彻底的黑暗中，吱吱叫着的老鼠四处跑动，这里似乎大批量地容纳着这些“不洁的灵魂”。在捷连堆矿山，罪犯们将两个主矿井称为两个每天都在设法毁灭他们的怪物，给它们取名为“咆哮者”和“敲钟者”。这些矿井确实在毁灭他们。矿工会在时常发生的塌方事故中死去，在炮眼中使用炸药、落石、支撑物倒塌都可能导致塌方。在涅尔琴斯克的某个矿山里，3名矿工窒息而死。因为他们3人都不想把一个同志丢在含硫黄的烟雾里，他们在努力救回同志时遇难。矿工们会说到“被大山压碎”或“被洞窟压垮”。

这项工作不仅危险，也极为单调。矿井设计得很粗糙且挖掘得很匆忙，它们以一种非常混乱的方式挖入山侧，而且因为里面散布着坑洞或土堆，所以这里甚至无法使用常规的独轮手推车把矿石运出去，更不用说使用矿井运输车了。矿石全都用制作简易的伸缩设备运出，两人一组配合工作；这个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地方采用机械化作业。刚到达卡拉金矿（位于涅尔琴斯克矿区东部）的犯人会被安排去做“收尾工作”，即把从矿井里挖出的土装到手拉车里，然后把土拖走。甚至农民罪犯也意识到，这项西西弗斯式的工作真的是给役畜干的，民族志学者谢尔盖·马克西莫夫说，这种了悟“无尽地折磨着他们”18。

这里的劳动异常费力、单调，于是许多罪犯用一些极端的方法来避免劳动。他们会声称自己犯了需要地方法院特殊处理的可怕罪行。他们这么做，是希望引来调查活动，从而推迟自己返回矿山的时间。他们会声称自己杀了人，把尸体抛在了某个偏远的地方，这样说只是为了延长查清案件所需的时间。如果调查人员无法找到与他们声称的罪行相关的证据，这些罪犯会编造出新的暴行来为自己争取时间，这样他们就可以筹划逃跑，或者跟某个流放者同伴交换身份。比起在地下的危险劳动，有些人更喜欢被关在涅尔琴斯克监狱里。19

自我伤害是另一种躲避辛苦劳动的常用手段。有些人会把针插到自己的脸上，然后在-30℃或温度更低的冬天里站在外面，让脸颊肿胀。有些人会故意把手冻伤，甚至冻到手指需要被截肢。还有一种策略是通过将切碎的马毛插入阴茎上的微小切口来模拟梅毒的症状。脓液足以说服所有人这个罪犯不再适于工作，除了经验最丰富的营地医生。20

在矿山中，唯一能让苦役犯发挥精力和智慧努力去做的事，就是盗窃金银。有些深谙此道的行家会故意把这些贵重的碎块藏在刑罚定居点外面的围栏里，以躲过警卫的抽查和搜查。有一次，罪犯成功地在一个矿山的存储设施下挖了地洞，以偷取那里积累了一年的黄金。涅尔琴斯克的法院充斥着大量贵金属盗窃案。21

这些矿山不是按照企业精神，而是根据圣彼得堡的官僚指示组织工作的，而且这里的人手都是非常不情愿的劳动力，因此，不足为奇的是，矿山工作效率低下。1851年，平均每人每天仍旧只能挖出约200千克可以用来筛选黄金的土；在伊尔库茨克省那些雇用自由劳动力的私营采矿企业中，平均每人每天可挖出多达1370千克土。一名负责西伯利亚苦役犯的巡视员哀叹，在19世纪30年代发现卡拉金矿之前，“涅尔琴斯克矿区没有产生任何利润”。比起那些唯一的工作动机就是逃避惩罚的罪犯，西伯利亚的矿山官员更喜欢自由劳动者，这也是不足为奇的。22

国家想要在西伯利亚把惩罚和殖民结合在一起，而涅尔琴斯克的工作条件暴露了这个计划的一个根本性缺陷。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1822年的流放制度改革把苦役设想为一种改造工具。矿山和冶炼厂应该不仅生产铁、银和金，还应该生产一大批改造过、充满活力且吃苦耐劳的罪犯。而实际上，它们锻造出了一无所有且十分危险的罪犯，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而且在成批地逃跑。东西伯利亚总督亚历山大·拉文斯基于1829年1月向首都报告了苦役犯“无法容忍甚至悲惨”的境况：


他们拿到的工资少到不足以维持生计，但从事着最艰苦的劳动。他们住在糟糕、狭窄、肮脏的营房里，忍受着超出人类力量的危险。这些罪犯没有能让他们远离自己根深蒂固的恶习的财产，一有机会就会从矿山逃跑，然后大概10个人或更多人聚在一起，从事新的罪行，包括暴力抢劫。有些人在被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