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西伯利亚人

完整统计），一两万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

这些人被流放时没有十二月党人被驱逐出境时的那种速度、保密性、相对舒适性，而是徒步完成了前往西伯利亚的4000千米路程。尤斯蒂年·卢钦斯基随一支流放队伍向东行进。卢钦斯基是科纳尔斯基的追随者且在革命活动中很活跃，在1838年在基辅以西的日托米尔被捕，被判处在东西伯利亚服20年苦役。在一所基辅监狱里待了6个月后，1839年2月，他戴上了镣铐，被放逐到托博尔斯克，他在那里遇到了“数十名流放者，他们已经因为疲惫和折磨而无法辨认了”。卢钦斯基被安排进了一个由乡下人和普通罪犯组成的流放队伍，然后踏上了前往涅尔琴斯克矿区的路途，这一路要走13个月：


我们开始迎接的生活难以说起，更别说描述它了。似乎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艰苦的生活方式了。这种生活包括每天戴着镣铐走20至25千米，在监狱里肮脏的木凳上过夜，……没有足够的内衣、衣服和靴子，只有很少的食物、极度的饥饿、雪泥、高温、霜冻，我们不得不一直向前行进。罪犯受到了持续不断的监视，生活中充满种种堕落，腐败的押送指挥官通常会鼓励这种堕落。我们已经和自己的过去撕裂，置身于一个难以想象的西伯利亚荒原之中，没有任何关于被我们留下的妻子和家人的消息，无法给他们捎信、报平安。我们的身体因为繁重的体力活动而极端疲惫，我们的思想经历着焦虑和思乡之苦。而这只不过是对我们的悲惨命运的苍白描写。19

当科纳尔斯基的追随者科纳尔什基派最终到达涅尔琴斯克时，他们被看作波兰革命者中最危险、最顽固的，因而受到了当局尤其严密的监控。20

与此同时，米加尔斯基从华沙坐着马车以较快的速度前往乌拉尔斯克，这是属于他的迂回的、痛苦的涅尔琴斯克之路。一到达乌拉尔斯克，他就立即给“我的情感唯一和不变的归宿”阿尔宾娜写信，跟她说起自己的监禁生涯、自杀未遂的经历和放逐判决。作为浪漫主义时代一个年轻的爱国贵族，米加尔斯基对阿尔宾娜的爱是他的基本人性的表达。19世纪的共和主义者认为，爱情、团结和爱国主义都源自同样的地方：人类的自然尊严。“我们的权利，”他给阿尔宾娜写信说，“是神圣的，甚至是隔开我们的3000千米距离也不能影响这些权利。”对米加尔斯基来说，蔑视距离地去相爱，就是蔑视圣彼得堡地去相爱。然而，他不能允许自己去请求阿尔宾娜前来陪同自己，因为他认为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过于巨大的牺牲。但是，阿尔宾娜用一系列慷慨激昂的声明回复米加尔斯基，表明自己会跟随他远赴俄国：“没有任何困难、距离、舆论可以阻止我迈出这一步。”米加尔斯基被她无私的爱打动了，他表示：“我跪下来，祈求你。相信我，只有你的陪伴才会为我带来快乐……以上帝和我们神圣的爱的名义，我请求你，来吧！”阿尔宾娜终于在1837年春季抵达乌拉尔斯克，和米加尔斯基团聚。不到一个月，他们二人结婚了，对于这个年轻的波兰革命者来说，这场婚礼有些矛盾。出席婚礼的观众“能够感受到我的苦闷、恨意和愤怒，因为我脸上的表情不仅鲜明地表现出我对这场婚礼的欢欣，还表现出我在苦恼着，我亲爱的阿尔宾娜本不该遭遇这样的命运”21。

这对夫妇在乌拉尔斯克定居下来，他们努力与这个俄国地方小城镇里令人窒息的单调生活做斗争，亚历山大·普希金在他的小说《上尉的女儿》（1836年）、半个世纪后安东·契诃夫在他的短篇小说中都巧妙地描述过这种生活。虽然米加尔斯基的地位降低了，但没有被判处服苦役，因此，当阿尔宾娜来陪同他时，她没有被要求放弃作为贵族女士的权利和特权。他们二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依靠阿尔宾娜家里寄来的钱度日，他们先是激起了乌拉尔斯克许多居民的嫉妒，后来是仇恨。“对他们来说，我的妻子是一个谜。”米加尔斯基回忆。“他们不能理解，这个人怎么会在离开家乡时舍弃了她在那里享有的所有乐趣和特权，就为了让她的整个世界可以围绕着与我有关的生活。”这对夫妇在这里忍受着流言蜚语，甚至是直接的侮辱。22

阿尔宾娜在1837年夏天怀孕了，次年春天她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米哈利娜。但是，据米加尔斯基回忆，乌拉尔斯克炎热、潮湿的气候是“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很多新生儿死亡的原因”，“上帝给我们饱经沧桑的心施以了最可怕的打击”：米哈利娜只活了几个星期。地方当局不允许这对夫妇把他们的孩子埋在当地教堂，因为在那时，他们还未考虑到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这种做法伤害了米加尔斯基作为一名父亲和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的感情，愤慨的米加尔斯基决心，这个孩子将来不会被埋葬在俄国，而是在波兰。他小心翼翼地为这具小小的尸体做了防腐处理，然后把尸体埋在了公墓外面。23

米哈利娜去世后，阿尔宾娜请求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皇后允许他们返回加利西亚，或者至少让米加尔斯基从军中退役，这样他们夫妇可以搬到俄国气候不这么恶劣的地方。她的请愿遭到了拒绝，米加尔斯基的父母请求沙皇赦免米加尔斯基同样无果。就是在那时，米加尔斯基开始酝酿“获得自由”的计划。阿尔宾娜同意丈夫的想法，认为留在乌拉尔斯克“是对人类的自然尊严的一种侮辱，是一种低劣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罪。任何有机会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没有试着去改变的人都是在犯罪。总之，经过充分考虑，我们决定逃离俄国”24。行动和人权都是19世纪30年代的共和思想的核心。这些伦理原则为米加尔斯基的决定赋予了一种超越了悲痛的返乡愿望的政治意义。逃离是一种具有波兰爱国主义的反抗行为。

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确实有大量波兰人逃跑。通常，在他们刚抵达刑罚定居点几个月，一弄清楚监禁和强制劳动的条件后，他们就逃走了。阿兰·罗吉茨基于1835年1月27日抵达伊尔库茨克西北约七十千米处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刑罚酿酒厂，3月9日，他逃跑了。3月底，列昂·罗曼诺夫斯基抵达伊尔库茨克盐场，5月4日，对他的追捕也开始了。251835年6月22日夜间，波兰十一月起义的领导人彼得·维索茨基与来自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刑罚酿酒厂的六名同志一同潜逃，国家的反应十分严厉。维索茨基和他的同伴只在森林里躲了两天便被再次抓获了。审讯时，维索茨基的同谋供认，他们的领导人计划夺取武器，然后和伊尔库茨克盐场的波兰流放者一同经过印度返回波兰。逃犯携带的亚洲和俄国欧洲部分的地图似乎证实了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野心。现场军事法庭对维索茨基和他的同谋量刑较轻，即十六到二十四下鞭打。涅尔琴斯克矿区的负责人斯坦尼斯拉夫·列巴尔斯基少将认为这种惩罚不足以起到威慑作用，将刑罚加重为帝国最可怕的肉刑之一。维索茨基和他的同志每个人都要遭受五百名士兵的“夹道鞭笞”26。

列夫·托尔斯泰1903年的短篇小说《舞会之后》生动描绘了夹道鞭笞，这种刑罚方式在19世纪的俄国军中和欧洲各地的军队当中均使用过。罪犯的衣服被褪至腰部，然后他要在两列士兵之间跑过，每个士兵手里都拿着一根桦树条，在罪犯跑过时要重重地鞭打他。队列中最多会用到一千名士兵，罪犯有时被要求在他们之间跑上六次，因而要遭受六千下可怕的鞭打。1834年，尼古拉一世把士兵的人数减半了，但西伯利亚总督认为这项特赦不适用于流放者。1851年，夹道鞭笞取代了鞭刑，成为西伯利亚最可怖的惩罚方式。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