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西伯利亚人

有几千人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服苦役、定居。沙皇对俄国的西部边疆地区（位于今天的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报仇心尤其重，这些地方此前比波兰王国更好地融入了帝国。那里的起义者中有许多人是波兰贵族，他们由现场军事法庭审判并被立刻枪决了。波兰人的俄国盟友被处以尤其残酷的处罚。其中包括来自圣彼得堡以北的维堡省的尼基塔·甘巴尔斯基，他被认定“参与1831年的叛乱、谋杀、纵火和其他罪行”，因而被判处用桦树条鞭打120下并终身服苦役。8

维索茨基被判处死刑。法庭建议他向沙皇求饶，维索茨基回答：“我当初拿起武器并不是为了日后来向沙皇请求怜悯，而是为了让我的同胞不用再向沙皇请求怜悯。”也许是因为尼古拉一世不愿再出现十二月党人领袖的牺牲事迹，他将维索茨基改判为在西伯利亚服苦役20年。9在19世纪30年代，成千上万名波兰人随流放队伍向东行进，跋涉两年到达目的地。仅仅在1832至1835年，就有大约900名波兰政治犯经过托博尔斯克流放事务部。1019世纪出现过两次波兰人大规模流放，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19世纪60年代。这些波兰人后来被称作“Sybiracy”，即波兰语中的“西伯利亚人”。

波兰流放者努力在荒凉的西伯利亚刑罚定居点保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文化认同。如果说西伯利亚把十二月党人从俄国社会令人窒息的等级制度中解放了出来，使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共和主义理想付诸实践，那么西伯利亚带给波兰流放者的只有被遗忘。然而，在这些西伯利亚人孤独、痛苦地保持自己的根基和理想时，他们创造出了震撼人心的牺牲故事，这样的故事非常有助于巩固波兰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没有哪个人比文岑蒂·米加尔斯基更适合做他们的这番努力的例证。

在十一月起义遭到镇压之后，七八千名起义者逃脱了被逐去西伯利亚的威胁，他们越过了波兰王国的西部和南部边境，移居外国。许多人在不同的共和主义组织中活动，这些组织组成了“青年欧洲”（“青年波兰”本身仿照了朱塞佩·马志尼的“青年意大利”）。这个大陆范围的革命性先锋团体经常以在法国东部城镇的共济会集会处为活动中心。这些波兰人加入了这个团体后，把自己看作了革命运动的先锋，这场革命运动将把他们自己的家园从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并继而鼓舞俄国本土的革命。在巴黎的波兰民族委员会的首批活动之一，就是向俄国人发出一个友好的公告（部分是由密茨凯维奇起草的）。这份公告致敬了十二月党人，提倡创立一个由斯拉夫民族组成的自由联邦，号召俄国人推翻专制政权，放弃他们的征服成果，与波兰人一道为了自由而斗争。11

米加尔斯基是密谋反抗圣彼得堡的人当中的一员。1831年，他逃到法国，在贝桑松待了两年，他积极在那里参与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共和主义流亡者组成的波兰组织。米加尔斯基的小组游说法国和英国支持波兰解放，并且相信在波兰土地上爆发的活跃的游击战争可以争取到强大的地缘政治盟友的支持。12

继“1831年的波兰大移民”后，很多战败的起义者偷偷返回波兰王国，组织筹备新一轮起义的密谋网络。米加尔斯基本人被派往为奥地利所有的加利西亚。在1834年3月潜伏在一个地方城镇时，他遇到并爱上了阿尔宾娜·维斯诺瓦斯卡，她是一个地方贵族17岁的女儿。他们的恋情在一个月后被打断了，因为米加尔斯基接到了去往华沙与同志取得联系的命令。13

然而，米加尔斯基在途中因涉嫌伪造证件而被捕，当他终于到达华沙时，他是在武装警卫的看守下抵达的。米加尔斯基在华沙臭名昭著的城堡里遭受了持续审讯，他深感绝望：他“没有为国效力，且伤害了阿尔宾娜，永远剥夺了她的幸福”。为了结束性命，他服用了毒药，但毒药造成的呕吐救了他。米加尔斯基没有灰心，他抓起一把刀（之前他躲着捕获者成功藏起了这把刀），然后用一本沉重的书五次把刀片锤进自己的肚子里，有一次插进了心脏附近。他把双手合在胸前，“口中祷告着，等待死亡”。但死亡没有来临。警卫发现米加尔斯基趴在牢房的地上，然后发出了警报。医生救活了他，经过两个月的康复期后，他又恢复了体力。圣彼得堡设立的用于揭露波兰阴谋的调查委员会到那时已经停止运行。1836年1月，似乎是出于对米加尔斯基遭受的痛苦的同情，军事法庭在判刑时减轻了他的刑罚，将他流放到里海以北500千米处的乌拉尔斯克镇，当一名帝国陆军的列兵。14

米加尔斯基最忠实的同伴包括希蒙·科纳尔斯基的追随者、一个马志尼的门徒、一个激进的共和主义者和“青年波兰”的创始人之一。科纳尔斯基也曾在法国避难，后来返回波兰王国，打算在那里发动一场对抗俄国人的游击战争。1835年2月，他建立了“波兰人民联邦”，这是一个总部设在克拉科夫的保护伞组织，旨在将在西部边疆地区的各种地下团体联合到波兰王国的东部。它谋求建立一个有主权的、独立的波兰，但这个波兰把波兰民族的抱负和人类的抱负视作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是兄弟……一个伟大而团结的团体的成员。他们必须相互帮助，以争取和捍卫他们共同的自由。那些想要压迫其他民族的人、家族、社会团体、民族成了全人类的敌人”。科纳尔斯基的密谋活动把他带入了俄罗斯帝国领土的深处，带到了今天的立陶宛。15

沙皇秘密警察第三厅最终渗入了波兰人民联邦。科纳尔斯基于1838年5月在威尔诺附近被捕，次年2月被射击队处决。第三厅成功地迫使一些科纳尔斯基的追随者供出了他们的计划，并揭发了同谋者的身份。许多人遭到逮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军事法庭判定来自沃里尼亚省克里门特现年38岁的医生约瑟夫·安东尼·博普雷积极从事波兰人民联邦的活动。博普雷以“狼毒”（根据那种明艳但有剧毒的花命名）为假名在省级行政部门担任行政长官，据称，博普雷利用自己的职位收集数据，“以发动游击战……旨在促进波兰复兴”。他被发现向其他密谋者提供钱财、信件和书籍。博普雷于1839年2月21日被判处死刑，后来改判服20年苦役、没收财产。16埃娃·菲林斯卡是博普雷在克里门特的一名亲密助手，也是又一名科纳尔斯基的追随者。菲林斯卡也被第三厅抓获了，她是第一个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女性政治流放者。尼古拉一世亲自出面干预了这件事，他曾宣称：“我没有理由喜欢波兰男人，但我不能忍受波兰妇女。”因而她被判处没收财产、“永久定居”托博尔斯克省，但没有失去她的贵族权利。菲林斯卡被流放了五年，一回到波兰，她便于1852年在伦敦出版了她的西伯利亚回忆录《西伯利亚启示录——来自一名被流放的女士》。这本书中充满了对西伯利亚生活敏锐、有趣的人类学观察，因而吸引了有同情心的英国读者。不到两年，这本书已经印刷了三次。17

在尼古拉一世努力清理波兰王国、比萨拉比亚和西部边疆地区的叛乱因子时，波兰革命者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持续被流放。新的法规剥夺了许多波兰贵族的地位，把他们当作农民一样给他们判刑。1833年，比亚韦斯托克的维克多·布格哈特被剥夺了贵族头衔，并因“以华沙居民的名义写了一本具有革命思想的小册子、号召发起暴乱、危害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发表贬损君主的言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定居点。约5.4万名起义者在1832至1849年间被从立陶宛、波多利亚和沃里尼亚流放到高加索或者伏尔加河以东的地方。这些人当中（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