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西伯利亚人

1839年11月21日深夜，在俄国南部的要塞城镇乌拉尔斯克，一个年轻人背着背包走出了一座小木屋。他在刺骨的严寒中坚定地穿行，沿着荒凉的街道走到城镇边缘。他走进了阔野中，踩着齐膝深的积雪走了大约三千米，来到了乌拉尔河岸边。缓缓流动的大河上覆着一层厚厚的冰，冰面足以承受一个人的重量。这个年轻人小心翼翼地在冰上走着，寻找冰比较薄、比较脆弱的地方。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冰洞，那是附近的哥萨克居民用来取水的。他跺踩着当天晚上冻成的薄冰层，这样就把这个冰洞又破开了。他一边偷偷瞥着周边的一片漆黑，一边从背包里抓出一把衣服，把它们扔在冰洞附近的冰面上。他的任务完成了，于是他返回岸边，然后逃离了此处。他跑出了五百米，此时他正匆匆赶回镇上，在寒冷的空气中喘着粗气。他沿着荒凉的街道偷偷摸摸地走，以防沿路小屋窗户里透出的光线照到自己。他仔细地避免被人看见或听见，最后终于走到了他自己的小屋。他走上台阶，打开了门，一个深色头发、满眼警惕的年轻女子在门口迎接他。她搂着他的脖子，他们跟彼此说了一些宽慰和亲切的激动话语，然后他匆忙闪进屋里。片刻后，这个年轻人走进卧室内的一个大衣柜里，把一面假墙拉到一旁，然后爬了过去。把这面隔墙归位后，他开始安静地等待着。仅仅半个小时过后，敲门声打破了静寂。这个年轻人是一个被流放的波兰革命者，名为文岑蒂·米加尔斯基，这个女人是他的妻子，名叫阿尔宾娜。他们刚刚一起上演了他的死亡戏码。1

文岑蒂·米加尔斯基于1805年出生于桑多梅日（位于今天波兰的东南部）一个中等富裕的地主家庭，他的家庭属于波兰贵族（шляхта）。这个地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动荡经历是波兰苦难历史的一部分。1772年，由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组成的波兰立陶宛联邦被邻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瓜分了。桑多梅日被并入奥地利。经过1792年和1795年进一步的瓜分后，波兰剩余的领土被这三个帝国吞并了。波兰人十分渴望恢复独立，于是在1806年求助于拿破仑，结果他们的国土在拿破仑战败后被进一步分解。在1815年的《维也纳条约》中，欧洲强国设立了波兰会议王国，并将其置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保护之下，条件是他要保障波兰的宪制自由。米加尔斯基是在浪漫主义和年轻波兰贵族热切的共和主义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而这些贵族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理想以及父辈与拿破仑大军一同作战的经验的鼓舞。在1812年拿破仑从莫斯科混乱地撤退时，数千名波兰人被俘，他们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高加索的刑罚营地，直至拿破仑在西方战败前，他们一直被关在那里。2

19世纪20年代，波兰贵族越来越不安于圣彼得堡的统治。亚历山大一世从未真正接受过波兰自治，而尼古拉一世的压制性政权也疏远了很多人。在19世纪20年代，圣彼得堡破坏了《维也纳条约》的许多条款：出版自由被取消；未经波兰议会同意便强制征税；反对沙皇统治的自由派人士遭到迫害。这些政策只是让波兰立宪主义和民族主义与俄国专制制度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无所遁形。

1823年，当局在威尔诺（维尔纽斯）大学发现了一个由波兰学生组成的秘密协会，即“爱学社”。爱学社的领导者（包括伟大的波兰浪漫主义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专注于欧洲浪漫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他们从研究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波兰和立陶宛文学作品，转向了促进波兰从俄罗斯帝国独立出来这个更积极的角色。由于一个成员的背叛，这个组织被暴露了。在经过1824年持续几个月的审判后，104名学生被认定从事颠覆活动，其中20人被监禁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同一年，威尔诺高中的校长调查了几名在教室黑板上涂写爱国口号的学生。他们的历史老师没有擦去这些口号，而是站在口号前讲课。其他不知名的人在威尔诺多明我会修道院的墙壁上涂抹了反俄的涂鸦。这些案例反映出了反对俄国、支持波兰的情绪，它们甚至引起了俄国皇位继承人和波兰会议王国总督康斯坦丁大公的注意。3

康斯坦丁在许多地方不受欢迎，因为他经常专横统治，在军营中和阅兵场上也常常十分严酷。在圣彼得堡坚持要求波兰军队协助镇压1830年巴黎七月革命时，波兰贵族和俄国专制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终于绷断了。受到法国的事件和在布鲁塞尔几乎同时发生的起义（这次起义最终令比利时脱离荷兰王国获得了独立并建立了宪制）的鼓舞，年轻的共和主义者彼得·维索茨基在华沙鼓动一批年轻波兰军官起义。1830年11月29日晚上，起义者从他们的卫戍部队那里缴获了武器，为了杀死康斯坦丁，他们攻击了大公的住处贝尔维德雷宫。康斯坦丁设法逃走了，但维索茨基的部队成功攻占了华沙的军械库，并迫使俄国部队撤出波兰首都。4

波兰起义者也有着十二月党人的共和主义观念；他们的观念是一种政治和文化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与欧洲的进步国家（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相呼应。他们想要用“民族的神圣联盟”取代1815年因维也纳会议诞生的专制的“君主的神圣联盟”。维索茨基和他的同志在“为了我们和你们的自由！”的口号下发动起义，这表明他们的敌人是俄罗斯帝国，而不是它的人民。在华沙，在代表着罗曼诺夫势力被从波兰废黜的仪式性活动之前，波兰爱国协会组织了一场纪念十二月党人的仪式。五个象征着在1825年12月14日被处决的五名主犯的空棺材被人抬着在波兰首都的街道上游行，东正教教堂举行了一场宗教仪式，之后，维索茨基向王宫前聚集的人群发表了演讲。5

如果说波兰人曾从国外寻找鼓舞力量，那么他们自己的暴动就让他们站在了欧洲共和主义运动的最前沿。欧洲媒体不断呼吁支持这些“北方的法国人”，号召法国出手支援波兰起义者（遭到路易·菲利普一世的反对）。法国共和主义者，如戈德弗鲁瓦·卡韦尼亚克和其他人权社成员承认他们自己要感谢波兰人，因为波兰人让尼古拉一世的军队不再干预法国。法国将军、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七月革命的英雄拉斐特侯爵督促法国承认波兰，但没能成功。在英国，愤怒汹涌而来，人们举行会议和集会以声援波兰，谴责俄国并催促英国干预这场冲突。1831年7月，《泰晤士报》严词谴责：“我们可以容忍俄国不受惩罚地去进犯波兰人古老、尊贵的国家多长时间？波兰是法国的盟友，是英国的朋友，是文明的欧洲免受土耳其和俄国野蛮人伤害的天然的、（在几个世纪之前）可靠的和成功的保护者。”大西洋彼岸也掀起了一股美国公众同情波兰起义者的浪潮。6

十一月起义迅速演变成波兰人和俄国人之间的大规模武装对抗，双方调动的兵力是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欧洲最大的兵力。然而，起义者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面对的是强大的帝国陆军，而他们自己却内部分裂，且被犹豫不决的人指挥着，这些人无法决定应该跟俄国人作战还是跟他们谈判。1831年2月25日，为拯救华沙，4万波兰士兵在维斯瓦河击退了6万俄国士兵，但他们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只是延迟了失败到来的时间。随着俄国援军拥入波兰，起义者明显寡不敌众。波兰人顽强抵抗了数月，沙皇的军队最终打到了华沙并在1831年10月重新攻占了这座城市。7

俄国严厉报复了被打垮的波兰诸省。1833年3月15日的政府法令把11700名波兰军官和士兵重新分配到刑罚营地和刑罚堡中，这些地方分布在俄罗斯帝国的偏远、不受欢迎之处。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