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民主共和国

十二月党人被流放了十年之后，伊尔库茨克的商人和官员开始派自己的仆人到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凄凉的定居点订购珠宝。19世纪30年代，这些装饰品在东西伯利亚文明阶层十分流行，这种现象非常有助于揭示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十二月党人的命运。这些囚犯在1830年秋抵达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后，尼古拉·别斯图热夫——拥有“金手指”的十二月党人——开始用罪犯废弃的脚镣打制戒指和手镯。然后他把它们寄回了在圣彼得堡的亲戚那里。别斯图热夫回忆起，这些配饰后来突然在有教养的圈子里流行起来：“伊尔库茨克的女士，我们妻子的熟人，想要拥有这些配饰；她们的丈夫和兄弟也想佩戴它们。一些人是出于虚荣心，其他人则出于原始的自由主义。”他不无愤怒地指出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当地的锁匠是如何开设售卖“十二月党人珠宝”的摊位的，就像在售卖“仿造的罗马古董”。十二月党人的脚镣是“神圣的物品，是我们为了真理而忍受的苦难的象征，现在却成了任何伊尔库茨克纨绔子弟都可以拥有的粗糙装饰品”1！然而，虽然别斯图热夫厌恶这种小饰品买卖，但是他忽视了一个事实，即这种买卖最终证明，十二月党人在道德上战胜了专制政权。在他们在彼得保罗要塞的院子里被褫夺公民权十年之后，他们的脚镣已成为国家的暴政的象征，也成了他们的牺牲精神的代表。

尼古拉一世在位的整个时期是十二月党人起义的一个漫长尾声。在起义被镇压之后的几十年里，俄国畏惧着国外革命的影响和国内的暴动。在这个过程中，沙皇俄国把官方文化拖入了反动当中。政府在教育和艺术领域的代言人创造出了“官方民族特性”这一观念，即由专制制度、东正教和“民族精神”组成的文化三位一体。“官方民族特性”是拿破仑战争后欧洲范围的复辟和反动的组成部分，它努力地重塑着专制政权的象征性基础。政府审查制度残酷地压制了沙皇制度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手：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立宪主义。2审查制度、等级制度、传统，再加上政府坚决反对受教育阶层在国家发展和管理方面置喙，这些令俄国欧洲部分的文化窒息。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见证了“道路分离”，在此过程中，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对沙皇政权的支持开始衰退。许多人因缺乏公民自由和知识自由而受挫，并且担心引起沙皇秘密警察第三厅的注意，于是他们开始在自家庄园的私人世界和哲学理想的抽象概念中寻求庇护。3然而，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小角落里，被放逐的十二月党人虽然戴着脚镣，却反常地可以试验政治权威和社会组织的新形式。他们为同时代人和后代提供了一种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行动主义的模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17年革命的根源可回溯到1825年。

从布拉格达茨克矿山出发两个星期后，谢尔盖·沃尔孔斯基、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和他们的妻子以及六个同志到达了涅尔琴斯克矿区西部的赤塔要塞，国家现在把所有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都集中到了这里。尼古拉·别斯图热夫既是一个杰出的珠宝制作者，也是一个技艺娴熟的艺术家，他在19世纪20年代末留下了一系列出色的赤塔水彩画和速写作品。监狱围栏坐落在一个宽谷里，宽谷四周是长着矮树的山丘。三米高的监狱围栏由削尖的原木制成，那些原木令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联想到了船只的桅杆。围栏内有一系列营房，到1827年年底，这些营房挤满了八十二个囚犯和几名随丈夫而来的妻子。鄂嫩湖位于赤塔以北几千米处，安德烈·罗森说：“成吉思汗曾在这里组建他的法庭。（他曾经在进军俄国时把罪犯淹死在滚滚湖水中。）他的蒙古人后裔布里亚特人仍然带着毛毡帐篷在这片河湖密布的地域漂泊。”赤塔的冬天漫长而寒冷，但没有涅尔琴斯克多数地区盛行的刺骨潮湿；夏天高温灼人，植被丰茂。罗森回忆，赤塔河谷“以植物闻名，正因为这样，这个地区被称为‘西伯利亚的花园’”。这里的气候是更有益健康的。在列巴尔斯基看来，从布拉格达茨克出发时，沃尔孔斯基看起来“消瘦且非常虚弱”。一到赤塔，沃尔孔斯基迅速恢复了健康。4十二月党人将在赤塔待三年，在他们的西伯利亚流放生涯中，这三年是一段宁静的时日。

这些人十到二十个人一组，分别住在监狱的四个大营房里。尼古拉·别斯图热夫的兄弟米哈伊尔写道，他们“像装在桶里的鲱鱼一样挤在”通风不良的房间里，到了晚上，正如罗森回忆的那样，这些房间“简直令人难以忍受”。尼古拉·巴萨尔金叙述：“每个人在木板通铺上有半米宽的睡觉空间，所以如果一个人在夜里翻身，必定会撞到一个邻居，特别是在我们戴着镣铐时。我们在晚上也不能脱掉镣铐，而且它们会弄出非常大的响声，随便活动一下，它们都会带来明显的痛楚。但是，有什么是年轻人不能习惯的吗？什么是不能忍受的？我们都睡得很安稳，就和在豪华床铺上、在羽绒床垫上睡觉一样。”5

在赤塔，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找到了她们在布拉格达茨克失去的仆人的替代品。最初，按照沙皇的指示，她们每周只可以去看望自己的丈夫2次，总共3个小时。玛丽亚痛苦地抱怨，她们的命运比普通苦役犯的妻子还要糟：“我离开了我的父母、孩子和家乡，跋涉了6400千米，还签署了一项放弃法律保护的承诺书，却被告知我甚至不能依靠丈夫的保护。所以，国家罪犯像普通苦役犯一样受法律严惩，却无法拥有家庭生活，可是连最可怕的罪犯和残忍之人都可以拥有家庭生活！”6玛丽亚强调了当局面临的一大主要困境：执行这些规则明显也会对这些妇女造成伤害，而赤塔当地居民和监狱官员都同情她们。“我们每周见我们的丈夫2次，共3个小时，我们可以给他们送晚饭。”玛丽亚在1827年12月写道。“通常，镣铐的当啷声会提醒我们到窗边去，用一种苦乐参半的喜悦看着他们去上工。”7沃尔孔斯卡娅、特鲁别茨卡娅和其他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会走到监狱庭园处，透过紧实的木栅栏的缝隙，抓紧时间和自己的丈夫交谈。这些妇女担心列巴尔斯基会发现她们，便贿赂守卫，让他们在列巴尔斯基过来时提醒她们。8

尼古拉一世下令，十二月党人要“像普通苦役犯一样安排工作和待遇”9。但是实际上，十二月党人所服的苦役是敷衍了事的，而且在扎瓦利申看来，他们所服的苦役只是表现出了“俄国的畸形情况和政府的无能”。夏天，这些人被派去填补被称为“魔鬼的坟墓”的路边坑洞。扎瓦利申回忆，他们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


在出去工作之前，营房守卫和十二月党人妻子家的仆人都忙得不可开交。书籍、报纸、棋盘、早餐、茶炊、茶和咖啡都被带到了我们的工作场所。如果我们要去修补“魔鬼的坟墓”，工人就会带上砂浆桶、手推车和铲子。最后，一个军官会过来问我们：“先生们，去工作吗？今天谁去（因为每天都会有很多人说自己生病了，因而不想工作）？”如果愿意工作的人太少，军官就会说：“还是需要人工作，先生们，否则指挥官会发现工作的人数太少。”这时有人会说：“好吧，我也去吧。”……然后我们便出发了，有些人会为了消遣而拿上一把铲子，有些人没拿。士兵们会带上一些备用的铲子。我们中的某个人开始唱歌，伴随着镣铐的当啷声……我们经常会哼唱一首革命歌曲，《我们的祖国在你的束缚下受苦》等等。军官和士兵会平静地听着这首歌，并伴着歌继续往前走，好像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工作场所变成了一个俱乐部；有些人在看报纸，有些人下棋，还有人是为了娱乐而把泥土装进手推车里，把手推车里的土和灰浆倒入沟渠后便放声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