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民主共和国

……官员或监工会吃我们剩下的早餐或茶，只有当他看见指挥官出现在远处时，为了装样子，他才会向我们大喊：“这是在干什么，先生们，你们怎么不工作？”10

冬天在户外工作是不可能的，这些人便轮流到列巴尔斯基在监狱旁建造的工厂里工作。在这里，工作不再繁重，每天白天安排2班，每班工作3小时。“我们总共需要磨60千克黑麦，”伊万·亚库什金回忆，“但是，由于最多两个人可以在某个时刻操作4个手磨机中的1个，我们会在工作期间多次变换位置。不消说，这种劳动并不费力，但是一些没有力气干活的人会雇守卫去替他们磨麦子。那些不在工作的人或抽烟或下棋，抑或在另一个房间看书、闲聊。”叶甫盖尼·奥博连斯基写信给他的兄弟讨论“哲学、科学，或者其他的任何事情，以打发一天中的这三四个小时”11。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对工作的敷衍态度。彼得·斯维斯图诺夫向他的兄弟阿列克谢抱怨：“基本上，我们在这里没有被强迫做任何事，如果不是我们不得不去工作这个事实，我们就像在散步一样……不得不做毫无用处的工作也是一种折磨。在既实施惩罚又维持表面的仁慈方面，当局从未缺乏创造性。”12

尼古拉一世向列巴尔斯基发去了管理这些囚犯和他们妻子的详细指示。列巴尔斯基需要每隔两周上交一次报告，介绍十二月党人的“行为、他们的心情、他们是否参与了任何劳动，以及其他与他们有关的一切”。十二月党人不得给朋友和家人写信；他们的妻子可以和他们通信，但是信件必须先在未封口的状态下交给列巴尔斯基，因为这些信可能会被审查。罪犯可以接收经列巴尔斯基核查的信件和包裹。囚犯和他们的妻子只能接收“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的经济资助，只能“保留最基本的财物”。这些人不得与这个地方的其他流放者来往。和往常一样，这些来自首都的指示在东西伯利亚只有非常有限的权威，远在东西伯利亚的列巴尔斯基其实不愿意去执行它们。13

斯坦尼斯拉夫·列巴尔斯基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俄化波兰人，他懂拉丁语，会读写法语和德语，罗森认为他是“一个有着善心的可敬之人”。他只是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提交过关于十二月党人的表现的报告，然后便默默地无视了圣彼得堡发来的多条有关如何管理十二月党人的严苛指令。与收到的指示相反，他不仅允许十二月党人与其他流放者保持联系，甚至允许他们雇其他流放者做自己的仆人、付钱让其他流放者帮他们完成苦役劳动。对于十二月党人利用在矿区的几位妻子当秘书的现象，他也视而不见。到1828年，赤塔有八名妇女。“每个妇女都负责为监狱里的一些人当秘书，”亚库什金回忆，“她总是在为他们书写、重写自己被交付的信件，表现得好像是她自己写的一样，只是加上‘某某让我传达给你某某信息’。”罗森惊叹于这些女人“是如何在活着的人和政治死亡之人之间建立起联系的”14。然而，尽管有这些努力，审查制度的威胁仍然极为令人受挫，正如尼古拉·别斯图热夫发现的：


甚至是我们与至亲之间的信件也十分简洁、谨慎；为了通过列巴尔斯基的审查、避免让我们的妇女把信再写一遍，在下笔之前，我们要把每个语句仔细地想上十遍……这些信寡淡无味！信上盖着一个粗俗的官方印章，每次写信时，我都因为这个印章愤怒。15

一到赤塔，这些妇女的存在就让官员们置身于一种容易引起反感的境地。如果官员们不公开惩罚那些无私、忠诚又已承受了很多苦难的女性，他们便不能限制这些囚犯接触自己的妻子。罗森发现了国家的尴尬处境：“这些妇女的存在对我们非常有利，即使是考虑到我们在监狱里的生活以及官员对我们的待遇。她们成了我们生活中的见证者，也可以说是参与者，而且她们享有她们的所有权利；因此，她们不仅可以私下向亲人抱怨，甚至可以向政府抱怨，而政府为了不激起公众的反对意见、不让自己被指责为残暴、不被后代和历史定罪，不得不饶恕她们。”16事实上，这些妇女已经签字放弃了她们的权利，但是罗森对这一事实的回避是意味深长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态度坚定，善于表达，并且拥有列巴尔斯基难以与之对抗的道德权威。巴萨尔金回忆，有时，当列巴尔斯基拒绝改善十二月党人的生活条件时，他就会被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非难：


这些妇女常常是不懂得刑法和民法的，拒不认同政府可对罪犯行使无限的权力，并且站在自己的正义和人道立场上，于是她们会因为某些限制了我们的自由的举措而与指挥官进行斗争。她们会对他说出最刺耳、最尖酸的话，称他为狱卒，并补充说，没有哪个正派的人会担任他的职位，除非这个职位能够不计后果、不顾沙皇的愤怒地去改善我们的处境。如果他确实如此行事，那么他不仅将获得她们和我们的尊重，还会获得所有人和后世的尊重；然而，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么她们只会把他看作一个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的普通狱卒，他将在人们心中留下最不堪的记忆。这些话肯定影响到了这位老者，尤其是因为他内心知道这些话是公正的。“上帝作证，不要这么激动。”他会这样回应这样的情绪爆发。“请理智一些！我会尽我所能，但是你们向我提出的要求会让我在政府眼中的形象受损。我相信你们不希望我因为没有遵从指示而被降级。”“好吧，当列兵比较好，将军，”她们回答，“但请做一个可敬之人！”之后他会怎么做呢？17

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都很清楚，流放不是被公众遗忘。他们向后世法庭提出的吁请表明，他们明白自己在西伯利亚所处的公共舞台。而且他们的话是字斟句酌的。在俄国贵族阶层中流通的众多通货中，荣誉或许是最高贵的。对于列巴尔斯基这位来自基辅省的贵族来说，因为缺乏荣誉而被来自杰出的都城贵族家庭的妇女们谴责，着实是一大耻辱。列巴尔斯基曾说过，他宁愿和100个政治流放者打交道，也不想和6个政治流放者的妻子打交道。18

为了改善自身的境况，赤塔的十二月党人不仅可以利用妻子的愤怒抗议，还可以利用家族的财富（通常都是巨额财富）。政府限制了十二月党人可以收到的经济援助金额：用于“定居”的2000卢布，而且每年不超过1000卢布。然而，特鲁别茨科伊和尼古拉·穆拉维约夫每年都会收到家里寄来的两三千卢布，沃尔孔斯基会收到2000卢布，米哈伊尔·方维津会收到1000卢布。在赤塔的这些妻子不受限额的约束，并且她们不仅充当着信件流出赤塔的渠道，还充当着金钱流入的通道。据估计，在十二月党人作为国家罪犯的10年中，他们收到了近35.5万卢布，他们的妻子收到了77.8万卢布。而且这些只是官方宣称和记录的金额。在东西伯利亚，这是很大一笔钱。19

此外，十二月党人还可以持续享用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运来的物品，这些东西在当地是买不到的。家具、衣服、食品、科学设备和绘画材料都运往了赤塔。玛丽亚写信给她的母亲，向她要有象牙手柄的叉子和勺子，并向她的婆婆要英国波尔图酒，因为谢尔盖的健康状况需要“补养”。谢尔盖后来还想要《假蝇钓鱼昆虫学》和烟草制备指南。20

婚姻、出生和死亡的仪式让十二月党人联系紧密。1828年3月，年轻的法国女子波利娜·盖布勒抵达赤塔。她原来是一家法国服装店的代理人，1823年来到莫斯科。到了莫斯科后，她发现那里的生活非常迷人，并爱上了伊万·安年科夫，他是她的一个客户的兄弟。社会规矩不允许富裕的贵族安年科夫和一个法国裁缝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