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民主共和国

但是这名卫队军官后来被褫夺了公民权并被流放西伯利亚，于是突然之间，他们的结合或许有可能实现。盖布勒努力争取并获得了前往西伯利亚与安年科夫结婚的许可，她首先获得了这位十二月党人的母亲的允许，然后是尼古拉一世本人的允许。211827年12月，盖布勒离开莫斯科，次年3月底抵达赤塔。三天后，她和安年科夫在村庄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所有十二月党人都到场了。列巴尔斯基在婚礼上把新娘交给新郎。“这是一场奇怪的婚礼，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巴萨尔金回忆。“在婚礼进行期间，安年科夫的镣铐被卸了下来，婚礼结束后，他才重新戴上镣铐，返回监狱。此后，他的待遇会像其他已婚人士一样，可以每周在安年科娃夫人的住处跟她见两次面。”22

但是，像安年科夫的婚礼一般的欢乐时光毕竟是短暂的，悲剧可能很快就会出现。“在赤塔，我收到了可怜的尼古拉的死讯，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我当初把他留在了圣彼得堡。”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在她的回忆录中冷峻地写道。这个2岁的孩子死于1828年1月17日，但是因为时间和距离的阻隔，玛丽亚在3月才得知这个可怕的消息。尼古拉被葬在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他的墓上刻着普希金写下的墓志铭：


在光辉中，在愉快的安息中，

在永恒的造物主宝座旁，

他含笑望着尘世间的流放，

为他的母亲祝福，为他的父亲祈祷。23

玛丽亚写信给她的父亲，说她“远离了所有人，不能像以前一样看到我的朋友。当我不知道以后自己会遭遇什么时，我就感到绝望”。玛利亚的儿子去世一周年时，她还没有恢复精神。“时间一天天过去，我的丧子之痛越来越强烈。”她在一封写给妹妹的信中向她吐露。后来，她从赤塔写信说：“在我所处的世界里，只有一个地方接近我的心——覆盖在我儿坟冢上的小片青草。”24

赤塔的管理体制逐渐进一步放松。在服刑两年后，1828年8月，这些人终于可以卸掉他们的镣铐了，长久以来，这些镣铐一直是不适和耻辱的来源。亚库什金回忆起了这些镣铐是如何频繁地干扰囚犯的思想的：“当我刚刚开始入迷地读什么东西（有时是亲戚写来的一封信）时，我的思绪把我带到了远离赤塔的地方，突然，门被猛地打开，一些年轻人大笑着拥进房间……伴随着他们的镣铐的当啷声。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一个人的思绪总会不自觉地返回赤塔。”到了1828年夏天，关于丈夫与其妻子来往的规章逐渐被完全忽视，亚库什金回忆道：“那些已婚男士每天都会去探望自己的妻子，如果其中一人病了，那么丈夫就会留下来过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些已婚男士根本就不住在监狱里了，但轮到他们工作时，他们还是会去干活。”玛丽亚在1829年5月写信给她的父亲：“三天前，我获准和谢尔盖一起生活。自从能够亲自照顾谢尔盖、在他不干活时与他待在一起以来，我感到了某种平静……这种平静让我重拾了我早已失去的心绪安宁和幸福。”25

列巴尔斯基做了很多事来改善十二月党人的境况，但他一直担心自己被指责没有执行法律条文。有一次，波利娜·安年科娃写的一封信寄到了圣彼得堡，但这封信事先没有经过列巴尔斯基审查。列巴尔斯基不安地把安年科娃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询问这封信的内容。“我只在信中说将军是一个正派的人。”安年科娃回答。列巴尔斯基抱着头，开始在房间里踱步，口中喃喃自语：“我迷糊了。”有些妇女怀孕了并写信让亲戚从首都寄来各种物品，列巴尔斯基听到这一消息感到非常惊恐，担心政府对这种情况的反应。他召集了怀孕的妇女，仓促忙乱地向她们解释：“女士们，请允许我说，你们无权怀孕。一旦婴儿出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26

1830年8月，十二月党人最终接到命令：离开在赤塔的木构要塞，在武装警卫的看护之下跋涉670千米，前往在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专门建造的监狱。被流放的军官和他们的妻子在乡村公路上走了一个半月。没有什么比他们在美好夏日里的狂欢氛围中的行进更能体现兄弟情谊，以及从尼古拉一世时期的等级秩序、条框规定中的解脱，正如巴萨尔金回忆：


看着我们的装束和我们滑稽的队伍，我们差点儿笑死。我们的队伍通常由扎瓦利申领头，他头戴一顶帽檐宽大的圆帽，身穿一件他自己设计的黑色长大衣，类似于贵格会教徒的长袖服装。他身材矮小，一手拿着一根比自己高出很多的手杖，另一只手拿着一本他最近在看的书。接下来是身穿童装小外套的亚库什金，之后是穿着有皮毛装饰的女式外套的沃尔孔斯基。有些人穿着教堂司事的长大衣，有些人身穿西班牙式外衣，还有一些人穿着女式衬衫。总之，这个队伍有趣地混杂了各种服装，如果我们碰上某个欧洲人，或者某个刚离开首都的人，他肯定会认为我们是刚从某个机构里被带出来散步的疯子。27

途中，十二月党人用喝香槟、高唱《马赛曲》来庆祝巴黎七月革命的消息。这趟旅途“非常愉快，对我们的健康大有裨益。它为以后的许多年增补了精力”，米哈伊尔·别斯图热夫写道。然而，他们的目的地远不如赤塔称心。一到那里，别斯图热夫就“进入了我们的巴士底狱”，他发现自己的牢房“阴暗、潮湿、不通气。简直是一座坟墓”！在19世纪30年代，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关押着七十一名十二月党人。那里的空间充足，因而每个罪犯可以拥有自己的牢房，但那里没有为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提供住处，她们应该住在监狱外面的私人出租房里。28

当这些妇女在1830年6月初第一次听说十二月党人要转移到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时，卡佳·特鲁别茨卡娅、亚历山德拉·穆拉维约娃和亚历山德拉·达维多娃正在哺乳在赤塔出生的婴儿，而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正怀着第二个孩子。这些妇女沮丧地发现，在彼得罗夫斯克，她们必须做出选择，是同丈夫一起住在监狱里，还是住在监狱外面且每周只能见丈夫两次（如同条款规定的那样）。无奈之下，特鲁别茨卡娅写信给第三厅负责人亚历山大·冯·本肯多夫伯爵，请他向尼古拉一世求情：



1830年6月7日，赤塔要塞


长官：

近五年来，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和丈夫一起分担牢狱生活，只要这件事只对我造成影响，就是可能的。但现在我有一个孩子，我为他担心。我不确定他能否在监狱里潮湿且不健康的空气中生存下来。如果我不得不带着他住进监狱里，我或许就是在把他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一旦他在狱中生病了，我没有任何帮助、没有任何照顾他的方法。因为没有人可以帮我照看孩子，所以我不得不住在监狱外面。但是，如果每三天才能见丈夫一次，我怕我会崩溃，我无法承受这样的情形。此外，如果孩子或者我突然生病了，那么我甚至连和丈夫的这些短暂会面都没法进行了，因为按照他们告诉我们的规定，在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会面只能在监狱里进行。总之，为了不和丈夫分开，我已经放弃了一切。我只为他而活。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不要让我与他分离……

无比真诚的叶卡捷琳娜·特鲁别茨卡娅

达维多娃在同一天写信给本肯多夫，诉诸他的“父亲和丈夫身份。我肯定您不会对一个可怜的无辜婴孩和他的母亲无动于衷”。然而，当这些信件在1830年8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