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民主共和国

达尼古拉一世手里时，沙皇拒绝了她们的请求。29这些妇女完全有理由感到担忧。到达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后，她们不得不在自己租赁的小屋和监狱之间来回奔波，而且当时的气温在一个月内跌至-20℃以下。“我一整天都在监狱和住处之间往返。”穆拉维约娃写信告诉自己的父亲。“我的心为独自被留在家中的孩子流血。另一方面，我非常担心尼基塔……我已经两天没有看到他了，因为我病得很重，不能离开屋子。”当局没收了这封信，本肯多夫亲自解释：


这封信不应该流传，而且应该有人告诉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她们是在徒增亲人的痛苦。她们的丈夫的流放是一种惩罚手段；能帮他们的都做了，同情和宽容已尽可能减轻了他们应得的刑罚。这些妇女已经获准和她们的丈夫住在一起，但是我们不可能在监狱里为他们的孩子建造房屋，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由于鲁莽的爱而来到世间的不幸受害者到底有多少。30

亚库什金回忆，穆拉维约娃每天在家里的女儿诺布什卡和监狱里的丈夫之间来回奔走很多次。她的健康状况逐年恶化。有一次，在1832年9月，穆拉维约娃白天穿着随意地去了监狱，但傍晚回家时她觉得自己感冒了，那天晚上，她的胸口特别疼。她找来一名医生，医生说她得了肺炎。亚库什金后来写道：“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这名患病的妇女日渐衰弱。任何治疗都不能恢复她的力量。在她去世两天前，她说想要见见我。我在她的床边陪她坐了半小时。她几乎不能说话，但是从她的话中可以明显地听出，她已经准备好和那些自己亲近的人永别了。”由于担心公众不安于28岁的穆拉维约娃过早死亡，两个月过后，圣彼得堡当局发布了一个新的指令，允许丈夫到监狱外去探看他们的妻子。31

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不仅仅分担了她们的丈夫的命运，也改变了丈夫的命运。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供养家庭的愿望必然要涉及与当局的斗争。沃尔孔斯卡娅、特鲁别茨卡娅、穆拉维约娃和其他妇女或许已经在越过涅尔琴斯克矿区边界时签字放弃了她们的法律权利，但国家不能剥夺她们的道德权利。尼古拉一世努力把十二月党人放逐到无名之地，在那里，他可以让人随意惩罚他们，远远地避开俄国贵族阶层的注视。然而，通过这些妇女与朋友和家人的通信，她们让十二月党人的消息继续在俄国的各个城镇流传。这些女性从涅尔琴斯克发出的信件意味着，沙皇在公开扮演着一个心胸狭窄、报复心重的暴君角色，他无缘无故地让孩子和父母分离，给无辜、忠于婚姻且具有自我牺牲美德的妇女带来了痛苦。32

受过教育的俄国人把十二月党人妻子的个人牺牲看作充满勇气和爱国主义的公共行为，他们反复提及这些高尚和无私的妇女的形象。这样一来，他们成功地将这些女性奉为了帝国改革运动中的世俗圣人和使徒。流亡伦敦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在1866年写道：“那些被流放的苦役犯的妻子被剥夺了所有公民权利，她们放弃了自己的财富和地位，然后在东西伯利亚严酷的气候中，在警察部门的可怕压迫下过着囚徒生活。”331873年，尼古拉·涅克拉索夫，一位有着激进主义同情心和对俄国大众的文学品位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诗人，在叙事诗《俄罗斯妇女》中定格下了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和卡佳·特鲁别茨卡娅的生活。这首诗的最后一个场景描绘了玛丽亚与她的丈夫在布拉格达茨克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我向他冲了过去……跑过去时，我的灵魂

激荡着一种神圣的情感。

现在，只有在这个地狱当中，

在这个高声的喧闹不断回响的地方，

看到他的镣铐，我才完全了解到

他所遭受的折磨，

他的力量和他的耐性，在忍受着这些痛苦，

在想要摧毁他的人关押他的地方，

我在他面前跪下。我举起他的镣铐，

亲吻了它们，然后我拥抱了他。34

在涅克拉索夫笔下，特鲁别茨卡娅为了陪同在涅尔琴斯克的丈夫而走过了“乞丐和奴隶的国度”，这段路途让她变得激进。她表达了自己“对绞刑吏的蔑视，对于我们的正义性的确知将支撑着我们”35。在尼古拉一世去世后的几十年里，诗人、记者和历史学家将这些妇女塑造成了具有民主精神和爱国精神的女英雄，这些妇女相信，通过在西伯利亚陪同自己的丈夫，她们会让丈夫的革命理想在流放中继续存在。20世纪初，在圣彼得堡什利谢利堡监狱的牢房中，激进分子薇拉·菲格纳从十二月党人妻子的事例中受到了鼓舞：“难道我们没有在这些妇女身上发现一些也曾打动、鼓舞过她们的同时代人的东西吗？难道我们没有极其真诚地在她们那里找到……照亮我们的革命运动的未来的火炬手吗？”36

虽然十二月党人的家人在流放生活中体现出了一种包含自我牺牲、友谊和深情的新理想，但是十二月党人与在俄国的亲属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张。许多人觉得自己的家庭成员正在疏远自己，很少给自己写信，而且显得并没有热心替他们向政府求情。奥博连斯基在1830年从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写信：“我经常想，人们将一个人的政治行为与他的日常关系、家庭关系混为一谈是多么奇怪……让家人评判家庭内部的行动，让政治当局评判政治行动；为什么在政治惩罚之上又加上家庭惩罚？”他遗憾地表示，奇异的是，“苦役……能够摧毁那些本应持续到我们生命尽头的情感”37。玛丽亚的家人从来没有原谅过谢尔盖·沃尔孔斯基，他参与了注定失败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还把他们的女儿拖去了西伯利亚，以一个耻辱的“国家罪犯”的妻子的身份在那里生活。玛丽亚的母亲索菲娅·拉耶夫斯卡娅强硬地控诉，玛丽亚“崇拜的丈夫”要为一切负责：“如果一个男人要参与这场该死的阴谋，那么只要稍微有一点儿美德，这个男人就不会结婚！”玛丽亚也感受到了父亲的责难，因而恳求他：“如果您在所有信中给予我的祝福都没有给予谢尔盖，我怎么能有一刻幸福？”家庭经济矛盾也爆发了。拉耶夫斯基家带有某些正当理由地抱怨，沃尔孔斯基家给予谢尔盖和玛丽亚的经济支持很小气，这使得负担落在了他们家肩上。沃尔孔斯基家确实几乎从未给他们二人寄过钱。谢尔盖的亲妹妹索菲娅吞占了谢尔盖的那份家族财产。“如果我不幸有一个儿子在西伯利亚，而且我可怜而无辜的儿媳随他同去了西伯利亚，”玛丽亚的母亲写道，“我会为了给她寄钱而卖掉我所有的裙装。”谢尔盖自己感到很难过，因为他的家人非法剥夺了他的继承权，并且没有争取让他的孩子被正式认可为沃尔孔斯基财产的继承人。只有一次，沃尔孔斯基家请求沙皇把谢尔盖转到驻扎在高加索的帝国陆军中。谢尔盖与妹妹的关系彻底破裂了。他在流放生涯行将结束时写道，她就像“卡在食道里的骨头”。1848年，他给十二月党人同志伊万·普辛写信：“我不太在乎贵族家庭关系，我们的监狱家庭更加诚实、可靠。”不单单沃尔孔斯基这样提到过监狱家庭。奥博连斯基和尼古拉·巴萨尔金也把众十二月党人说成一个家庭，这个家庭以互助、感情和团结为特征。38

先前在赤塔，后来在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十二月党人一直忠于他们的平等主义、团结和为普通百姓的利益服务的价值观念。但国家却自相矛盾地让他们的这些的事业成为可能。国家未曾有效地限制十二月党人能够得到的金钱，也不愿强迫他们从事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