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民主共和国

能会令人筋疲力尽的劳役，于是这些受过教育且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可以自如地忙自己的事业。最重要的是，由于国家担心十二月党人会对其他流放者造成煽动性影响，因此把他们集中在了一起。对米哈伊尔·别斯图热夫来说，“监狱让我们在政治死亡的边界之外有了政治生活”39。巴萨尔金表示同意：


如果政府把我们分在不同的冶炼厂，不让我们和自己的同志在一起，不让我们拥有相互扶持的机会，如果政府把我们与普通苦役犯关在一起，并且让我们从属于地方官员、服从一般的劳动规范，那么我们大多数人或许会轻易地就因为自己所处的环境而在道德上堕落……我们或许会轻易地失去尊严感并不可挽回地走向毁灭，过着最可悲、最不体面的生活……政府的行为不仅给了我们维持道德尊严的手段，甚至给了我们提高道德尊严的手段。40

十二月党人之间的社会差异在囚禁生活中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的经历造就的平等同志关系。扎瓦利申记得，慷慨和互相支持的美德塑造了十二月党人之间“基于基督教公社的复兴”的关系。不是所有十二月党人都拥有大量个人财富。那些没有从家人那里收到一分钱的十二月党人每年只有微薄的114卢布国家补贴，这笔钱相当于一名列兵一年的兵饷。但是，为了确保没有人陷入严重困境，十二月党人成立了一个罪犯协会，每个人都要向这个团体投入与他的所得相称的钱款。巴萨尔金被选为财务主管，负责记录账目，确保每个人每年都可以拿到不少于500卢布——不管这个人本身的财产有多少。41从圣彼得堡寄来的物品被放在一张公共桌子上（毕竟那里只有一张公共桌子，如扎瓦利申苦笑着所说的那样），可以共同使用。罪犯协会制度体现了他们对团结和平等的普遍热情，彼得·斯维斯图诺夫在1831年9月从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用讽刺性的话描述了这种制度：


这确实是我们的小型“国家”。我们每年会利用无记名投票的多数原则，选出一个统治者和一个管理者，他们会实现罪犯协会的意志，他们的特权存在于，应落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会由其他成员完成。罪犯协会的民意是其最高法院，判决所有冲突。我们有一套规则、我们自己的预算、我们自己的特别委员会、选民和代表。总而言之，我们以最简单的方式假装成一个共和国，好像在我们的不幸境遇中安慰自己。这是对我们的梦想的一种拙劣效仿，它可以为关于人类思想的缺陷的研究提供材料。42

沮丧和孤独的斯维斯图诺夫在1831年时不可能想到十二月党人的“共和国”会在此后几十年里影响公众的想法。如果说十二月党人的共和主义作为一个在圣彼得堡的政治活动失败了，那么通过他们在涅尔琴斯克的小规模社区中实践，他们的共和主义成了向下一代专制政权反对者发出的号角。

在差不多整个19世纪，十二月党人是所有西伯利亚流放者中所受隔离最少的。书籍、杂志和报纸从俄国欧洲部分大批量涌来，先是进入赤塔，后来进入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这使得十二月党人可以一直跟进了解在帝国和欧洲发生的事件，但有两三个月的滞后。罗森在回忆录中写道：“任何人都不可能及时读完邮递员一次送过来的所有杂志和报纸，因此，这些报刊会被分发给许多读者，然后他们就最重要的事件和内容做口头报告。”1830至1831年，他们一直关注着波兰起义受到的镇压，同情波兰起义者的困境，实际上，波兰起义者很快也会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当局努力对送往涅尔琴斯克的大量俄语、法语、德语和英语出版物实行一种简单的审查，但收效甚微。通晓数种语言的扎瓦利申的文学喜好让列巴尔斯基非常为难，列巴尔斯基只能努力地去评估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书籍里的煽动性内容。43

甚至被禁的书籍和报纸也经常到达十二月党人手中，它们还经过了沙皇的私人官署，涅尔琴斯克地区就从属于这个部门。“我们通常采用下列窍门，”扎瓦利申解释，“把书籍的目录页裁下来，然后在那个位置粘贴上一本普通书的目录页，一般是‘关于考古学、植物学等的学术著作’。”因此，这些被流放的革命者读到了吉本、孟德斯鸠、富兰克林和卢梭等人的著作。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特鲁别茨科伊和沃尔孔斯基让人从圣彼得堡运来了自己的私人藏书。米哈伊尔·卢宁拥有“大量宗教方面的藏书，包括所有希腊和拉丁教父著作的无价初版”，而扎瓦利申拥有“十五种不同语言的藏书”。在几年内，十二月党人的藏书超过了十万册（扎瓦利申估计有近五十万，但他很可能说得夸张了）。44

许多十二月党人出自俄国最高级别的精英阶层，接受过古典教育。有几个人开始给自己的同志讲课。尼古拉·穆拉维约夫有一套极佳的地图收藏，他会用这些地图阐明军事战略；尼古拉·别斯图热夫教授军事史和海战技能。作为具有从医资质的医生，费迪南德·沃尔夫教授解剖学和物理学，而奥博连斯基讲授文学，帕维尔·博布里谢夫-普希金讲授数学。他们彼此之间流利地使用多种语言，这些语言是他们相互教授的。奥博连斯基和卢宁学习了希腊语；斯维斯图诺夫学习了拉丁语、英语和德语；拥有杰出语言天赋的扎瓦利申熟练掌握拉丁语、德语、意大利语、现代希腊语和波兰语。阅读和写作是一回事，准确的发音却是另一回事。精通英语的卢宁会恳求他的学生：“先生们，你们尽可以用英语阅读和写作，只是请不要尝试说英语！”另一位被流放的军官尼古拉·别利亚耶夫回忆，十二月党人被流放的时期“是一段美妙的道德、智力、宗教和哲学学习时间”45。先是赤塔，后来是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成了沙皇帝国在乌拉尔山以东地区最有活力的文化中心。作家兼外交官谢苗·切列帕诺夫在1834年调查了十二月党人的团体，他在日记上记录：“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可以称得上一个拥有一百二十名学者或教授的学院或大学。”46

十二月党人还十分注重实践活动。尼古拉·洛雷尔写道：“我们当中出了各种能工巧匠，比如锁匠和家具木工，家具木工的手艺真的可以与圣彼得堡木工的手艺相媲美。”尼古拉·别斯图热夫堪称多面手。他会制作钟表、鞋子、玩具、摇篮和棺材。为了帮助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他学会了如何给她从圣彼得堡运来的钢琴维修和调音。他为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绘制了很多精美的画像，为赤塔、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和周边地区绘制了风景画。沃尔孔斯基和亚历山大·波焦是具有天赋、手艺精湛的园艺师，他们竭力在赤塔要塞培育了一个菜园。“为一百人出产够吃整个冬天的农作物是项艰巨的任务。”奥博连斯基自豪地写道。“秋天，我们从田里收获了蔬菜，腌制卷心菜和甜菜，存储土豆、萝卜和胡萝卜。”沃尔孔斯基从圣彼得堡订购了种子，把玛丽亚的房间变成了一个临时搭建的植物园。通过建造温室，波焦成功种植了芦笋、甜瓜和花椰菜。47

然而，让尼古拉·别斯图热夫和其他十二月党人沉浸其中的狂热活动从未平息过他们深深的绝望感，即对起义失败的绝望和被驱逐到西伯利亚的绝望。“我渴望生命，但我正躺在一个坟墓里。我完全想错了。我所做的一切让我应该被枪决，我从未指望着自己能活着，而现在我不知道活着要怎么办。”别斯图热夫于1838年从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写信跟一个同志说。“如果我一定要活着，那么我就必须行动！无所事事比炼狱还糟，所以我锯东西、刨平东西、挖掘东西、粉刷东西，但时间仍然像冰冷的水滴一样滴落在我狂热的头上，于是我立即就感受到了我那可怜破碎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