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民主共和国

有剧痛袭来。”48

十二月党人根据民主原则建立一个富有意义的社区的能力，以及他们在西伯利亚当地居民当中对农业和教育活动的追求，为其他人提供了鼓舞人心的榜样。回顾十二月党人被流放的几十年，扎瓦利申发现，在他们与西伯利亚当地人之间的关系中出现了某些新的内容：“我们是西伯利亚出现的第一批所有人都可以接近的上层社会人士。我们的言行举止遵循的风尚完全不同于当地居民在他们的上级和官员那里已经习惯的样子。他们见到了同情和共同的努力，而不是压迫和敲诈。”49在尼古拉一世时期的俄国，这种价值观念是对支配着各种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的等级制度的含蓄否认，带有一种激进的指控意味。

与围绕着十二月党人的种种神话相反，他们并不是圣人。在十二月党人的回忆录中，他们一般不愿意说同志的坏话，但是扎瓦利申并没有回避他们在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的生活中不太美好的方面。他讲述，随着更富有的十二月党人在几年后开始在监狱周围建造自己的私人住宅，这种社区感开始减弱：“他们向我们保证，这样做是为了减轻过度拥挤的问题，但事实上并不是这个原因……这样做破坏了平等，让一些人不受社会监督的控制，这不仅促生了富人的特权，而且在新生的无产阶级中促生了奴性。”例如，沃尔孔斯基家和特鲁别茨科伊家都有约二十五名仆人，包括一名助产士和一名簿记员。穆拉维约夫家甚至有自己的管家。在监狱里还有四十名仆人：保镖、厨师、面包师、园丁和猪倌。结果，有些人“开始成为更有特权的人，为了从他们那里获得私人利益，赞助人、党派分子和私人派系出现了”。纸牌和酒精，“这些以前不可想象的东西开始出现在监狱中并且开始摧毁我们的人品”。许多人召妓，从周边农民家庭的女儿那里购买性服务。列巴尔斯基发现伊万·苏希诺夫以前在捷连堆的同伴亚历山大·莫扎列夫斯基“正维持着最肮脏的关系，做着最不堪的行为”。斯维斯图诺夫拉皮条，嫖娼。他从他的兄弟阿列克谢那里收到了很多钱，但他交给罪犯协会的钱非常少，“他把其余的钱用来狂欢，用来从不正派的乡村父母那里诱惑和购买无辜少女”。亚历山大·库切夫斯基严重虐待自己年轻的新娘，于是她逃跑了，他不得不花钱让人把她找回来。50

尼古拉一世将十二月党人的苦役刑期缩短（这是专制主义宽大处理的一个例子，这种宽大处理基本不会动摇一个严格执行惩罚之人的形象）之后，他们从1835年开始从服苦役转为到定居点定居。尼古拉·别斯图热夫的弟弟亚历山大等人获准前往南高加索加入帝国陆军，参与在那个地区的殖民战争。但大多数人被分配到西伯利亚各地的小城镇和村庄。西伯利亚的高级行政官员和省长在任职时把自己的职务看作某种短期的殖民地委派，和这些官员不同，至此已经意识到尼古拉一世并不打算给予他们大赦的十二月党人把西伯利亚当成了自己的家。他们继续在当地人当中从事农业、民族志和教育工作。巴萨尔金和罗森教导布里亚特人如何栽种荞麦、黑麦、大麦和大麻。别斯图热夫开始从中国进口长柄大镰刀，以便更好地为牲畜收割和储存饲料。在赤塔，波焦教布里亚特人如何使用温床提早种植作物，并证明了这里是可以种植烟草、芦笋、黄瓜和西瓜的。51

扎瓦利申为赤塔当地农民和布里亚特人的孩子成立了一所学校；尼古拉·别斯图热夫、亚历山大·别斯图热夫和奥博连斯基在涅尔琴斯克成立了另一所学校；亚库什金在西西伯利亚的亚卢托罗夫斯克开设了第三所学校。这三所学校都采用了先进的英国教育理论。亚库什金甚至开办了一所女校，这所学校在四年内招收了五十多名学生。十二月党人中也有一些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他们在当地的通古斯人和布里亚特人当中推广了基本的医疗服务。其中最著名的医生是费迪南德·沃尔夫，他于1836年获准行医，并于1852年成为新开设的托博尔斯克中央苦役监狱里的一名内科医生。52

在收到家人的慷慨资助后，沃尔孔斯基夫妇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城外的乌里克村定居点。在重新融入伊尔库茨克官员和富商组成的文明阶层前，他们在乌里克村建设了一个经营成功的农场，并建立起了家庭。在伊尔库茨克，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创建了一所孤儿院和几所学校。她还在城中心装修精美的沃尔孔斯基大宅（现在是一个纪念十二月党人的博物馆）里举办社交聚会和音乐会。沃尔孔斯基家成了伊尔库茨克生活中的一个文化机构，它将俄国大城市的品位和生活方式传播到了西伯利亚的地方社会。即使在今天，令人印象深刻的伊尔库茨克市政建筑（包括歌剧院、博物馆和美术馆）都与十二月党人的文化影响有关。53

巴萨尔金从事了一项关于西伯利亚的经济、社会和行政问题的普查，马特维·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对亚卢托罗夫斯克地区进行了一次数据分析。彼得·鲍里索夫和安德烈·鲍里索夫兄弟收集、编目了一大套昆虫收藏；尼古拉·别斯图热夫完成了详细的民族志研究活动，包括编纂一部布里亚特语-俄语词典。有些十二月党人还加入了西伯利亚的政府工作中，在这里急缺称职官员的行政机构中担任统计学家和农学家。虽然亚历山大·布里根仍是一个“国家罪犯”，但他被任命为西西伯利亚库尔干地区的地方法院主席。甚至在被捕以前，扎瓦利申就是一名公认的研究俄国远东地区的专家，现在他成了东西伯利亚当局的重要顾问，并对阿穆尔地区进行了一项具有影响力的研究。54

随着各种项目令当地居民受益，十二月党人让欧洲知识阶层在西伯利亚站稳了脚跟。十二月党人（如巴萨尔金）为自己给当地居民带来的“道德和教育益处”和“有用的新观念”而感到自豪。55正是在这个狭义意义上，政府的流放制度有益于这片区域的整体发展。在19世纪，受过教育、出自贵族阶层和知识阶层的流放者为西伯利亚公民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卓著而持久的贡献。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是想在乌拉尔山以东的地区寻求挽救和改造的罪犯，而是因为他们在流放中继续追寻着为国效力的共和主义理想，起初，正是这种理想让他们与专制政权为敌。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下一代政治流放者会遵循十二月党人的脚步。在被剥夺了在当地追求民主目标的机会后，一些政治流放者会在西伯利亚找到释放他们的改革能量和进行公民活动的地方。

然而，政府一直深切怀疑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的政治影响力。在十二月党人被释放到定居点后，官方要求同一个城镇不能有三名以上十二月党人定居（但地方当局普遍蔑视这条规定）；他们一直处在警方的监督下，如果没有明确的许可，他们不能离开自己被指定的地区。结果，十二月党人现在比在赤塔和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时要孤立得多。1840年，尼古拉·别斯图热夫在信中对奥博连斯基说：“我现在拥有更多的自由，比在监狱里多得多，所以现在至少我的物质存在是可能的。而至于思想生活——再见！”别斯图热夫想要参与社会生活和实践工作，但因为他不得不住在外贝加尔地区的小村子谢联金斯克，他无法实现上述愿望：“我被释放到了定居点，而且有干劲，所以我想成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至少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成员，而不是一个游手好闲之人。但是我们受到的种种限制意味着，即使有最好的意愿，我们也什么都干不了。”56

官方限制了十二月党人的迁移和活动，这也剥夺了他们互相扶持的机会。扎瓦利申在1842年从赤塔给本肯多夫写信说，由于他无法自由行动，因而他不能依靠务农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