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民主共和国

从事任何其他行业来谋生，他请求获准出版自己写的书。只有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安德烈·罗森是一个合格且成功的农民；大多数在定居点生活的十二月党人要么依靠俄国欧洲部分的家人补贴生活，要么被迫自己谋生。“我们的许多朋友忍受着真正的贫困，”沃尔孔斯基在1841年对自己的同志亚历山大·普辛写道，“穆拉维约夫家和特鲁别茨科伊家都十分富裕，我们都没有债务，但也有些人穷得不名一文……我们在尽自己所能地帮助他们。”57

贫穷和孤立最终让许多十二月党人死亡。米哈伊尔·别斯图热夫在赤塔曾说过，“如果我们被分散在不同的矿山，……那么我们很可能已经像苏希诺夫那样死去了，或者在穷苦的重压下而在道德上屈服”，其实他在不经意间预言了几个同志在被释放到定居点以后的命运。1832年，33岁的军官康斯坦丁·伊格尔斯特伦在被释放到定居点的前夜绝望地写道：“现在我被告知要去耕种土地。我在军事学校上了十年学，在军队服役十年，在各个监狱待了七年。所以问题是，我在哪里学过农业技能？”1844年，在托博尔斯克的一个肮脏的棚屋里，亚历山大·巴里亚京斯基死于梅毒；鲍里索夫兄弟靠出售他们在东西伯利亚研究的昆虫的草图勉强维生。彼得死于1854年9月30日，而长期与精神疾病做斗争的安德烈在几天后上吊自杀。58

米哈伊尔·卢宁总是预言，十二月党人只有三条路：“有些人会结婚，有些人会进入修道院，其余的人会酗酒致死。”然而，卢宁没有应验他自己的这些预言。卢宁是最值得注意的十二月党人之一，他也许比其他人都明白，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力量其实不在于它武力挑战了圣彼得堡的专制政权，而在于它塑造了一个爱国主义和共和主义美德的振奋范例。卢宁的同志们在和当局打交道时“安静又顺从”；与他们不同，卢宁一直是态度挑衅、无所畏惧的。59

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卢宁在赤塔和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始终和其他十二月党人有些疏离。1835年年底被释放到定居点以后，他在乌里克村与沃尔孔斯基家和穆拉维约夫家为邻。在乌里克村，他开始给自己的妹妹叶卡捷琳娜·尤瓦若娃写信，在信中辛辣地声讨自己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以及沙皇制度的腐败和不公。不久后，这些鲁莽的信件开始引起政府的愤怒，而卢宁原本就知道这些信件会经第三厅审查。60

在东西伯利亚这个孤立的小村庄，卢宁明白，国家对十二月党人的惩罚只是提高了他们在受过教育的俄国公众眼中的形象。“没有人有权力，”他在1837年给他的妹妹写信说，“去羞辱那些不该被羞辱的人。我曾站在绞刑架前，曾戴着脚镣。但你真的认为我蒙羞了吗？我的政治对手不这么认为。他们不得不使用暴力，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手段来反驳我表达的进步观念。”一年后，卢宁写道：“在监狱里，在流放中，我的名字已经被改了好几次，每次改名都越变越长。在官方文件中，我现在被称为‘国家罪犯，被流放到定居点’，所以现在我的名字后附有一长句话。在英国，他们会说：‘卢宁，反对派成员’。”卢宁确信：“我因之被判处政治死亡的观念将在几年内成为公民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 本肯多夫的助手给他的主人写信说，卢宁的这些信是“表明卢宁的错误观念根深蒂固的证据”61。

本肯多夫禁止卢宁通信一年，但当卢宁最终于1839年再次获准拿起他的羽毛笔时，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受到恐吓的迹象。相反，卢宁完全没有采取谨慎态度。在那些他知道必然会令圣彼得堡大怒的信件中，他嘲笑“体现在我们的规范、习俗和制度中的奴隶制”，并写道：“我们不害怕战死沙场，但不敢在国务会议上为正义与人道辩护。” 他批评农奴制，并把矛头对准令人窒息的俄国审查制度：“在我们的时代，如果我们的话不包含某种政治意义，说个‘你好’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他写道，被流放到阿哥斯的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利最后的愿望是，“他的遗骸能被带回祖国，埋在故乡的土地上；我最后的愿望是，我的想法……能被从西伯利亚荒漠带回故土，让它们在我的同胞心中传播和发展”。他让妹妹“传播我的信件。它们的目标是让人们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62。

卢宁的厄运因为写了几篇严厉谴责俄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政论文而注定了。在其中一段运用了强烈修辞的段落中，自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后，卢宁向专制政权提出了一份严厉控诉：


如果我们的流放者可以从西伯利亚荒漠深处发出他们的声音，那么他们首先会对统治阶层的领导者说：“你们在过去十五年里为人民做了什么？……你们承诺倾听和实施所有被合法表达的关于改善国家状况的主张，但通过对新闻自由施加新的限制、阻碍与欧洲的关系的发展、用反动制度使文明的原则无法运作，你们的承诺变得不可能。我们倡导崇拜法律；你们却倡导崇拜个人，在教堂里存放君主的服饰，好像它们是一种新的圣物。你们亲自清洗了俄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并把她抛入了一个死亡的深渊，抛入间谍活动和无知的黑暗当中。你们用刽子手的手消灭了启发社会运动并指导其发展的思想。你们用什么替代这些思想？我们会反过来在我们的同时代人和后代人的法庭上传唤你们：请你们为自己辩护！63

本肯多夫在1841年2月下令逮捕卢宁，“并立即将他送到阿卡杜伊矿山，但不是让他在那里工作，而是让他受最严格的监禁，让他与所有的其他罪犯分开，为的是让他不能与任何人有当面或书面联系”。一个月后，卢宁在乌里克村自己的农场中被拘捕，随后进入他的妹妹后来称为“流放中的流放”的状态。他的流放目的地未向他的朋友和家人公开，最终，他于4月到达阿卡杜伊。64

即使以涅尔琴斯克的惨淡标准来衡量，阿卡杜伊矿山也是一个荒凉之地。列巴尔斯基曾把它当作建造十二月党人监狱的一个可行的位置，但后来发现阿卡杜伊所在的大“坑”“环境恶劣、有害健康”。据说，空气很浑浊，夹杂着从冶炼厂吹来的烟雾，矿山方圆三百千米内没有鸟类可以生存。流放者认为阿卡杜伊是囚犯被活活埋葬的地方。从来没有人从那里生还。65

对卢宁来说，从监狱里把信件偷偷送出去（通过他在那里遇到的波兰囚犯）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成功地在1842年1月给沃尔孔斯基送去了信：


阿卡杜伊监狱的建筑师无疑继承了但丁的想象力。与我现在的住处相比，我以前的牢房简直是女士的闺房。他们不让我离开他们的视线，守卫站在门边和窗边，无处不在。和我一同被囚禁在这里的有五十个杀人犯、暗杀者、强盗和造假者。顺便说一下，我们相处得相当好。这些人很喜欢我。他们让我保管他们的小笔财富，向我吐露他们的小秘密，当然，这些秘密经常出现在流血的冒险故事里。66

当局给卢宁供应的食物非常少，他意识到自己“被判处在监狱里缓慢死去，而不是在绞刑架上快速死去”。1843年，卢宁写信给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我被包裹在黑暗中，被剥夺了空气、空间和食物。”水分沿着牢房的墙壁流下，空气十分潮湿，因此他的书很快就长了霉菌。他给沃尔孔斯基夫妇的最后一封信是在1844年10月以后的某个时间写的。我们不知道第二年他发生了什么，但是在1845年12月3日，他在昏暗的牢房里呼吸了最后一口气。他的尸体在第二天被人发现，四周散落着无价但腐烂的柏拉图、荷马、希罗多德、塔西佗、西塞罗和奥古斯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