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民主共和国

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版本。67

故事在政治中很重要，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令人窒息的文化正统观念下，故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十二月党人作为灵魂残缺的叛徒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反抗专制政权的起义的突出之处仅仅在于起义的不专业性。然而，在西伯利亚，他们发现的不是政治上的湮没，而是政治上的重生。当然，这些起义者从来都不是其支持者描绘的那种道德质朴、无法安抚的革命牺牲者。但他们在流放地的生活确实给同时代人提供了一个关于共和主义理想和爱国主义美德的振奋故事。在赤塔和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十二月党人对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持续追求，是对沙皇制度中的压迫性社会等级制度的含蓄否认。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公民活动——他们的园艺、他们的教学工作、他们的民族志研究——表达着他们对公益的热情追求。总之，他们为自己塑造了一种仍然忠于1825年12月14日的理想的生活方式。

在十二月党人流放期间，时间、政治和技术的进展，使他们在西伯利亚的生活更接近俄国首都的世界。1842年尼古拉·穆拉维约夫死后，沃尔孔斯基沉思地说：“死在西伯利亚并不令人悲痛，但遗憾的是，我们这些蒙羞之人的尸骨在这里都没有一座单独的坟墓。这样说不是出于骄傲或个人虚荣心。如果被各自分开，我们和所有人一样落满灰尘。但是如果我们被聚集在一起，有点运气的话，我们的尸骨将成为祖国的伟大事业的一座纪念碑，成为一场为以后几代人举办的有价值的葬礼宴会。”但是沃尔孔斯基是一个务实的人，而且在他在乌里克村的农庄中，关于那些将在尼古拉一世的继任者在位时从西伯利亚涌入公众视野的大量出版物，他毫不知情。这些回忆录、信件和已发布的档案确实为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涯和将他们带到那里的理想树立起了一座高耸的文学纪念碑。十二月党人未被后世遗忘，而是在19世纪下半叶成了改革者和革命者的偶像。对下一代专制政权反对者来说，其中一首最持久的护佑诗歌是由十二月党人诗人亚历山大·奥达耶夫斯基写的。米哈伊尔·别斯图热夫形容奥达耶夫斯基“把自己的监禁生涯都用在了诗歌创作上”68。1827年年底，在赤塔要塞，奥达耶夫斯基用诗歌回应了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即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在1826年12月离开莫斯科时随身携带的那首诗：


你那诉说语言的竖琴的声音，

令人激动，最终传到了我们这里。

我们的手迅速伸向刀剑，

却发现钩链牢牢地裹缚着它们。

可是，歌唱者，不要焦躁：

我们为这些枷锁而自豪，如同为我们的命运而自豪。

被锁在牢房里的我们，

嘲笑着国家的统治者们。

我们痛苦的斗争不会白费，

火花会燃成火焰；

我们的人民，不再被蒙蔽，

一种新的效忠将出现。

把我们的镣铐锻造成刀剑，

我们将重新点燃自由的火炬，

她将战胜沙皇们，

而各个民族会在黑夜中醒来。69

3年后，1830年11月29日，部分是由于十二月党人的事例的启发，波兰人民，而不是俄国人民，将“在黑夜中醒来”。在尼古拉一世统治的漫长时间里，这场起义是对俄国的帝国权威发起的最严峻的内部挑战。

在被流放的121名十二月党人军官中，只有几十个人比他们的仇敌活得久。尼古拉一世于1855年2月18日去世，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迅速摈弃了父亲的停滞和镇压政策的许多方面。1856年8月26日，亚历山大二世颁布加冕宣言，为还在世的十二月党人的大赦做好了准备。共有21人（包括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叶甫盖尼·奥博连斯基和谢尔盖·沃尔孔斯基，还有玛丽亚）一起踏上了返回俄国欧洲部分的旅程。在新统治者上任初期，在思想进步的俄国贵族和知识分子越来越高昂的乐观氛围中，这些人的突然出现似乎预示着，那些曾令他们远赴西伯利亚的理想现在或许终于会被国家实施了。在莫斯科的沙龙中，这些年迈流放者的形象——现在因为年老而驼背——激励着年轻一代俄国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把沃尔孔斯基当作“从俄国荒野中走出的基督”。1861年沃尔孔斯基夫妇在欧洲旅行期间，在佛罗伦萨遇见了年轻的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被这个“非凡的老者”（沃尔孔斯基）吸引住了，于是开始构思一部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说，这部小说最终成了他的杰作《战争与和平》（1869年）。70

在1861年夏天在巴黎遇到沃尔孔斯基后，资深异见作家赫尔岑称十二月党人是将继续与专制政权斗争的众多革命者的鼻祖：“这些可敬的老看守人的灵魂将从大地上升起，把他们的孙子召唤到他们的儿子的坟墓旁，然后为这些人指明道路。”7119世纪60年代，这些回归的流放者成了十二月党人的民主理想和爱国理想与挑战专制政权的新一代激进分子——民粹主义者——之间的纽带。

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去世于1863年，谢尔盖去世于两年后。在去世之前的几个月，谢尔盖开始写作回忆录。他不会为自己在起义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切而道歉：“我选择的那条路把我带往最高法院，带往西伯利亚，带往苦役，带向三十年背井离乡的流放生涯，然而，我不会背弃我说过的每一句话。”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