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西伯利亚人

恐惧：


经过十八个月的分离，我的内心充盈着情感，我把她搂在怀里，亲吻她，拥抱她，哭泣！可怜又不幸的阿尔宾娜变了好多！她变得如此苍白、瘦弱和疲惫，如果我在街上遇到她，我可能会认不出她。“上帝！”我看着她想着，“我是不是真的不应该被仇恨和报复全人类的愿望裹挟着！他们对她做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你听，为什么？”……我开始再次亲吻她，即使她现在如此憔悴，但她对于我来说一如既往地可亲，当失去的爱人重回到我身边时，她甚至更加可亲。38

他们夫妇二人一道前往涅尔琴斯克，在乌里克村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家中停留了一个星期，沃尔孔斯基夫妇把他们当作共和主义者和爱国者同道之人而热情欢迎。他们走过了贝加尔湖结冰的湖面，于1842年10月抵达涅尔琴斯克。受过教育的西伯利亚流放者和官员把米加尔斯基看作不幸的人，因此他没有被要求以士兵的身份工作，而是用亲戚寄给他的钱买了一个小房子和一些牲畜。阿尔宾娜又怀孕了，但她的体力日渐衰退。她在前往西伯利亚的途中患上了结核病，现在把病传给了她的新生儿康拉德。肺结核在摧残着阿尔宾娜的身体，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世。她恳求米加尔斯基：“我亲爱的、敬爱的丈夫，你还年轻，所以不要束缚住自己，如果你遇到一个配得上你的人，就结婚吧！虽然我爱你胜过爱自己的生命，但是如果我让自己死后的嫉妒禁锢你的欲望和你的意志，那么我完全应当被谴责！”阿尔宾娜·米加尔斯卡死于1843年6月3日，年仅25岁。她的儿子比她多活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米加尔斯基亲手掩埋了他们二人。39

后人让米加尔斯基一家摆脱了在西伯利亚湮没无闻的状态，而尼古拉一世曾努力要将这群波兰暴动者投入这样湮没的状态。在尼古拉一世时期令人窒息的审查环境中，只有伟大的词典编纂者弗拉基米尔·达尔在1846年记载了他们的故事，但措辞含糊。然而，尼古拉一世去世四年后，米加尔斯基——已是一名仅剩几年寿命的老人——终于开始在他在伊尔库茨克的朴素小屋里写作回忆录。他以以下几句话开头：“我亲爱的妻子在涅尔琴斯克死在我的怀中时，我决心要向世人讲述她的故事。我现在这样做，是热切地希望她的爱和忠诚……会成为波兰女性的榜样。”1863年，关于米加尔斯基的爱情、爱国主义和反抗的悲剧故事在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波兰城市利沃夫（俄国审查员管不到这里）出版，随后立即抓住了波兰同时代人的注意力。在俄国，在大改革时期较为宽松的审查环境中，西伯利亚民族志学者谢尔盖·马克西莫夫得以在1870年简要描述文岑蒂、阿尔宾娜和他们的孩子的命运。他总是想着阿尔宾娜的墓碑，“波兰奴役史上真正的女英雄之一的安息之地”40。西伯利亚的一个新形象是波兰的独立国地位的墓地，而阿尔宾娜在贝加尔湖以东遭遇的厄运巩固了这个新形象。

半个世纪后的1906年，列夫·托尔斯泰出版了一部关于米加尔斯基一家的生活的文学作品，米加尔斯基的故事才成为俄国文学中一段不朽的墓志铭。到那时，1905年革命已经令人们不再受审查制度的约束，托尔斯泰对专制政权的残忍性的强烈谴责，甚至以米加尔斯基在鄂木斯克见到性命堪忧的妻子时悲痛的呼喊作为标题，即《为什么》。托尔斯泰让俄罗斯帝国和欧洲各地都听到了文岑蒂、阿尔宾娜和他们的孩子的故事。当专制政权与在波兰和西部边疆地区的新一轮暴动展开斗争时，被埋在涅尔琴斯克多石土地上的一个波兰贵族女士和她死去的孩子的尸体会一直纠缠着这个政权。41

在被流放到乌拉尔斯克二十五年后，文岑蒂·米加尔斯基终于在1859年9月到达了他挚爱的波兰。四年后他在威尔诺去世时，波兰王国再次陷入战火当中。波兰人接过了米加尔斯基及其同胞在1830年举起的起义火炬，再次努力争取脱离圣彼得堡，但这次尝试也是无望而不幸的。42

并不是所有米加尔斯基在西伯利亚的同志都遭受了这种厄运。一些富有和受过教育的波兰流放者能够利用家人给他们的物质和外交支援来改善自己在流放地的境况。对于许多波兰贵族来说，和之前的十二月党人一样，在矿山的工作具有一种敷衍的性质，劳动职责可以通过贿赂来规避。波兰的回忆录作者们记载了在涅尔琴斯克的气派住宅和一座拥有大约3000册波兰语书籍的图书馆。和十二月党人一样，这些波兰人也建立了一个公社，这个公社负责订阅报纸、收发信件（这些波兰人受到了与十二月党人相同的约束）以及向流放群体中较贫穷的成员分发物品。43

但是，十二月党人和波兰流放者之间有着一些重要区别。如果说在西伯利亚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体验着某种从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压迫性的等级制度中解脱出来的感觉，那么这些波兰人只是经历了一种猛烈的文化混乱。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定居点的波兰人一边享受着相对的自由，一边也面对着一种潜在的威胁。在官方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在几乎任何自己喜欢的地方定居，但是这种分散性增加了他们迷失在陌生的西伯利亚农民文化当中的可能性，特别是对于那些背井离乡的年轻单身汉来说。马克西莫夫注意到了这些波兰人与他们自己的“俄化”的斗争。在阿卡杜伊，维索茨基努力劝说他的同志不要“让波兰人和俄国人的血统混合”。为了和当地妇女结婚，这些波兰人不得不从天主教（他们的民族认同的宗教支柱）转向东正教（他们的征服者的宗教）。因此，与西伯利亚妇女结婚被视为一种“对祖国的背叛”。马克西莫夫指出，波兰流放者深切关注着“民族情感和爱国信念的保持，关注着这种保持的所有极端和奇怪表现，甚至包括最微末的细节”44。

这种对文化同化的抵制收效甚微。当起义者尤斯蒂年·卢钦斯基在1840年到达涅尔琴斯克时，他遇到了许多在十一月起义后被流放的同胞。他们年轻，受过教育，大多没有什么直接的农业劳动经验，却奋力在西伯利亚严峻的气候中从事农耕：“这些可怜的人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家庭传统和过去，和自己的家乡断绝了来往，他们现在面临着悲惨的命运，迷失了方向。一些人娶了当地女孩，成了永远的西伯利亚人；其他人则不得不为农民工作。只有少数人能够在逆境中勇敢地坚守，保持着他们最初的、未腐化的特质。”45

在西伯利亚各地，这些波兰人不断向当局请愿，表示他们是无辜的，并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在自己位于伊尔库茨克城外的乌里克小村庄的有利位置，卢宁发现许多人的罪状从未得到证实：“不要只想着他们都是犯有革命罪行的人，甚至是煽动者……在我们的流放者当中，有许多人是被诱导着去参加暴动，置身于极大的危险中，然后被抛弃了。”其他那些人只不过是鲁莽的年轻人。一位波兰贵族被认定“醉酒时向沙皇的画像吐口水，窃取了一名哥萨克人的手枪，唱反动歌曲，辱骂沙皇，张贴带有反叛性质的口号和诗歌”。他被判处在东西伯利亚服15年苦役。正如当局自己简要承认的，对一些人被指称的罪行的进一步调查显示出，“他们的过失并没有人们开始时认为的那么严重”。很多波兰人成功地让当局重新调查了自己的案件，随后他们之前的判决被推翻了。46

尼古拉一世多次下令宽恕政治流放者，或者将其刑罚从服苦役减为“流放到定居点”，或者允许他们回家。这种君主的施恩是一种沙皇传统，也是罗曼诺夫王朝的“权力展现场景”之一。正如尼古拉一世饶过了十二月党人的性命一样，为了纪念王朝生活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