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西伯利亚人

重要事件，他也会宽赦那些表现良好、有所悔改的政治犯。这种宽恕是专制父权制度的一种表现；它让沙皇既可以表现权力和仁慈，也可以在没有质疑国家的整个结构的前提下矫正政府政策。1841年，为了庆祝儿子亚历山大举行婚礼，尼古拉一世为在东西伯利亚的数十名流放者减刑，其中许多人是政治人物。然而，由于西伯利亚当局未能找到多名沙皇的仁慈的受益者，沙皇的专制式无限权力和仁慈无法妥善表现。471851年2月，在尼古拉一世即位二十五周年之际，他宽仁地下令让更多的人从服苦役转为释放到定居点。在尼古拉一世后来的统治时期，他又实施了几次释放。48然而，这种表现沙皇的宽宏大量的做法揭示出了一种专注于官僚式形式主义的体系。1855年，沙皇下令，所有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定居点十年以上且有家庭的波兰人可以返回家乡。被流放到托木斯克省的波兰起义者米奇斯瓦夫·维祖科夫斯基起初不被允许返回华沙，因为陪他一起流放的妻子和孩子都已经去世，维祖科夫斯基现在是个鳏夫。在西西伯利亚总督古斯塔夫·加斯福尔德的亲自干预下，维祖科夫斯基才终于在一年后获准前往波兰。尽管被流放了数十年，并且受到文化同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当1856年亚历山大二世在即位之际宣布对政治犯实行大赦时，只有27名波兰人选择留在西伯利亚。大多数想要离开的人，或者是因为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困窘，或者是因为他们的爱国热情尚未泯灭。49

然而，这位新统治者的大赦并没有惠及所有人。1833年，15岁的波兰贵族希拉里乌斯·韦伯被认定曾参加过一个叛乱团体，这个团体杀死了四名俄国士兵，包括一名军官。他的地位和头衔被剥夺，被判处终身服苦役。韦伯在涅尔琴斯克矿山待了25年，但他被排除在1856年的大赦之外，而这次大赦让十二月党人纷纷返乡。因为在1841年，韦伯试图伪造一份官方文件，这是一种威胁到国家对流放者的控制的严重罪行，于是他被鞭打了16下。他的档案上的这个污点意味着他在西伯利亚“道德改进不足，悔改的程度令人怀疑”。因此，他不符合大赦的条件。50

1858年韦伯从苦役中解放出来，被释放到定居点，第二年他请求沙皇赦免自己。第三厅的负责人、副官长瓦西里·多尔戈鲁科夫富有同情心。他指出，自1841年以来，韦伯“表现得无可指摘”。他在那一年犯下的罪行只是“对自己的穷困和境况做出的冲动反应”。韦伯最初在波兰王国犯罪时年仅15岁，“年少无知”。近二十年来，他过着朴实、勤勉的生活，对这个地区的经济做出了贡献。他已经过了多年一无所有的日子，承受着坚忍、服从和悔恨，所以他已经补偿了自己的罪行，他和他的家人应该摆脱这种厄运了。但是只有波兰王国的总督米哈伊尔·戈尔恰科夫将军有权把韦伯的请求呈递给沙皇，但戈尔恰科夫并没有被说服。韦伯的“罪过太大了”，他在西伯利亚的表现“不足以让他得到1856年的政府声明授予的赦免”51。

一年后，韦伯再次请求赦免自己，这一次，只有有权势、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伯爵（后来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一个人支持他。52尽管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曾参与镇压在1830—1831年起义的波兰人，但是他明显很喜欢韦伯。他指出，已经有许多罪犯得益于前几年的大赦，他们“与韦伯一样有罪，有些人像他一样在流放期间被控犯有更严重的罪行并被法院判刑”。然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只被判流放定居点，并没有像韦伯那样忍受多年“疲惫且无尽的”苦役。这位总督认为，韦伯“已经为自己的罪行赎罪，应该得到君主的怜悯”。韦伯和他的家人的处境“极为艰难，但是他广博和专业的知识以及他诚实、精力充沛、有创造力的工作对国家的企业……和当地人民非常有帮助”。自从两年前韦伯从刑罚定居点获释以来，他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阿穆尔河的航运。他甚至同美国人进行了商谈，探讨在阿穆尔河上运营私人汽船运输的可能性。即使如此，如果他要让这个项目取得成功，那么他需要重新获得原来的地位所拥有的权利，因为他不能作为一个流放定居者从事契约性生意。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认为，韦伯应该得到机会去“利用自己的知识、技能和诚实劳动为他自己和公众谋福利”。戈尔恰科夫“因为尊重”像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这样一个有身份的人，便很快改变了决定，向首都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圣彼得堡当局恢复了韦伯原来的地位所拥有的权利，并允许他在西伯利亚的任何地方居住，以便“他为该地区谋取利益”。当政府不得不在惩罚和殖民利益之间选择时，政府选择了后者。然而，政府不允许韦伯返回波兰。53

对于那些确实得以返回波兰王国的人来说，回国是苦乐交加的事。在整个19世纪，返乡的流放者与他们此前被迫离开的社会之间出现了痛苦的脱节。走完了这段期盼已久、距离数千千米的旅程后，他们通常会发现，在一片已经继续向前、把他们遗留在后的土地上，他们陷入了困境、身无分文。1857年，十一月起义的领导人彼得·维索茨基获准返回波兰。此后二十年，他在华沙附近的一个小农场勉强度日，最后在贫困中死去。54西伯利亚的生活远离俄国欧洲部分和波兰王国的快速变迁。这些前流放者在回家时不仅身体变老，思想也变老了，他们会像逝去时代的代表一样在他们先前生活的城镇与乡村中缓步走动。当尤斯蒂年·卢钦斯基在1848年获得沙皇许可回到俄国欧洲部分时，他发现：


十五年的流放生涯从来没有真正结束。流放的踪迹总会保留下来。即使是那些判处我流放的人也不能将其抹去……我的家乡的生活在继续自然地进行下去。在十多年的放逐之后，流放又回来了。他在每个地方都能遇到熟悉的面孔，他在每个地方都受到热烈欢迎。但仅此而已：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的事情中，回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流放者仍然是流放者，因为曾经把他绑在自己国家的实际事务和商业事务上的金线已经断了……一种不确定的悲伤四处追逐着他。他的灵魂永远伤痕累累。55

数千名波兰回归者在自己曾为之牺牲的土地上经历着同样静悄悄的疏离悲剧。如果作为个人来说，许多人被遗忘了，但作为一个群体来说，1830年的起义者支配着欧洲的思想觉悟，刺激着波兰民族主义的浪漫主义思想，破坏着俄国专制政权的名声。

生活在欧洲西部的波兰流放者把他们的剑换成了笔，将鼓舞人心的波兰形象塑造成一个殉难的国家。亚当·密茨凯维奇在巴黎法兰西公学院的讲堂内猛烈抨击了俄国专制主义。他的戏剧《先人祭》（1823—1832年）和史诗《波兰民族和波兰朝圣之书》（1832年）很快被翻译成了英语和法语，并把波兰塑造成了“诸民族的基督”的形象：在18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波兰被瓜分期间，被邻国钉在十字架上；在1830年，因为对自由的崇高期望而被碾轧。在他灼痛的民族苦难图景中，在西伯利亚的波兰流放者遭受的折磨位于中心舞台。自由已经被逐出波兰，但它会回来的：


最终，波兰说道：“任何来我这里的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因为我就是自由。”

但是国王们听说后心中惧怕，说道：“我们把自由从世上逐走了；但是，它通过一个正直的民族而回来了，这个民族不顺从我们的偶像！来吧，让我们消灭这个民族……”

于是，他们迫害波兰民族，把它埋葬在坟墓里，国王们大喊：“我们已经杀死、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