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西伯利亚人

埋了自由。”

但是……波兰民族并没有灭亡：它的身体躺在坟墓里，但它的灵魂已经从大地上下沉，也就是从公共生活中下沉，来到深渊，也就是来到在国内外遭受奴役的人民的个人生活中……

但是在第三天，这个灵魂将回到身体里，波兰民族将再次出现，并使所有的欧洲民族摆脱奴役。56

密茨凯维奇在巴黎的同胞弗里德里克·肖邦将这位诗人的一些诗句谱写成了令人无法忘怀的叙事曲，这样一来，人们在欧洲各地可以通过钢琴听到对俄国暴政的控诉。57

在这个关于民族殉难的新兴浪漫主义故事中，数千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波兰人成了一个苦行、友爱、虔敬的社区。由于受到密茨凯维奇诗歌的启发，波兰爱国者相信被流放西伯利亚的同胞正在承担着整个民族的罪，因而正在获取整个民族的救赎。西伯利亚的荒野——对于19世纪30年代的波兰人来说，那里遥远得几乎难以想象——具有各各他的神圣：一个处决和属灵上重生的地方。58

尼古拉一世无情镇压十一月起义和波兰流放者随后在西伯利亚的命运的影响在国外被放大了，因为这种影响和在欧洲其他地方复兴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相一致。随着法国大革命引起的恐惧消退，自由主义者再次开始攻击旧制度——在拿破仑失败之后，维也纳会议在1851年恢复了这一制度。因为1830年巴黎七月革命（十二月党人在从赤塔跋涉至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的途中曾用香槟和干杯庆祝这一事件）、比利时1830年革命和《1832年改革法案》成就的英国选举权扩大，这些复兴的进步活动达到了顶峰。人民主权论和由宪法支撑的代议制政府——无论是通过像法国那样由国民投票产生的波拿巴还是通过英国和比利时那样的议会——今后将主导西欧。59

在1830年以后的这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复兴中，一个为了自由事业牺牲了自己最好的孩子的骑士民族的形象开始对当时的浪漫主义感情发挥几乎无法抗拒的吸引力。1831年，法国诗人卡齐米尔·弗朗索瓦·德拉维涅创作了标志性的诗歌《华沙舞曲》，卡罗尔·库尔宾斯基为其作曲，这首诗歌包括以下几句：


要么我们赢，要么我们准备好

用我们的尸体筑成一道屏障，

以减缓

那个想要用铁链束缚这个世界的巨人。

如果波兰在18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的瓜分经历已经在英国和法国引起了同情，那么波兰爱国者戴着镣铐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荒野的景象则在自由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当中都激起了愤怒。在巴黎，法国共和主义者儒勒·米什莱写下了《北方民主传说》，描述了爱好自由的波兰与俄国专制主义的斗争（1863年，在波兰起义再次爆发期间，米什莱以《殉难的波兰》为名重新出版了这部作品）。在匈牙利，浪漫主义民族主义诗人米哈伊·弗洛斯马提和山陀尔·裴多菲曾为波兰的殉难写作颂诗。年轻的律师和反抗维也纳的匈牙利革命未来的领导人拉约什·科苏特宣称：“波兰人的事业就是欧洲的事业，我可以大胆地肯定，谁不尊重波兰人……谁就不爱自己的祖国。”60

如果说波兰是诸民族之中一个正直的牺牲者，那么俄罗斯帝国则是一个不光彩的刽子手。欧洲人曾将叶卡捷琳娜大帝时期的俄国看作开明专制主义的前导、将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俄国看作把各民族从拿破仑暴政中解放出来的崇高解放者，但是俄国的新形象却惊人地逆转了欧洲人之前对俄国专制政权的宽容印象。尼古拉一世流放十二月党人的举动表明，他在国内是一个报复心重的拥护君主政体者；他流放波兰起义者的举动让他的这个形象扩散至欧洲各地。这个专制政权现在看来不是一个保守主义平静壁垒，而是一个暴力反动的坚固堡垒。61

没有人比屈斯蒂纳侯爵更具影响力或者说更尖刻地提出这个观点。屈斯蒂纳是一个法国人，他于1839年到访过俄国，后写过一部旅行见闻录，该书成了一本国际畅销书。屈斯蒂纳对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的俄国的骇人控诉似乎是令人信服的，因为他本人是一名欧洲自由主义风潮的反对者。屈斯蒂纳来到俄国，以观察和赞美一个没有被侵袭欧洲旧制度的革命病菌毒害的国家的优点。然而，屈斯蒂纳怀旧的保守主义没有让他在俄国与波兰的战斗中站在俄国一边。屈斯蒂纳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同情着战败的同一教派之人。19世纪30年代在巴黎，他有很多朋友是波兰流放者，甚至在他前往圣彼得堡前，他就曾受密茨凯维奇的反俄诗句的影响。62

屈斯蒂纳把俄国专制制度描绘成一种企图粉碎一个绝对属于欧洲的民族的东方专制主义。他写道，俄国把波兰的爱国子民驱逐到了亚洲大陆上被冰雪包裹的黑暗深处：


世界是否知道，此时此刻，亚洲的道路上再一次出现了被迫离开家、徒步走向坟墓的流放者，就像牛群离开牧场前往屠宰场？这种复苏归因于一场伪称的波兰阴谋，一群年轻的疯子的阴谋，如果他们成功了，他们就会是英雄；他们的努力是孤注一掷的，他们在我看来只是更加甘于奉献。我的心为流放者、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国家流血。当世上这片角落——骑士精神曾在这里盛行——的压迫者让鞑靼地方全都住着古代欧洲的子孙中最高贵、最勇敢的人，结果会是什么样？63

屈斯蒂纳的游记的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1843年首次在巴黎出版后，这本书在三年内四次印刷，在布鲁塞尔甚至印刷次数更多。英语、丹麦语和德语译本随后出现，缩略版的小册子出现在了欧洲其他国家（不用说，这本书在俄国被官方禁止）。这本书总共肯定卖了数十万册。虽然书中有不准确和言过其实之处，但是它成了在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间由一名外国人写作的最有影响力的对俄罗斯帝国的描述。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这本书在损毁俄国专制政权的声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64

当屈斯蒂纳见到尼古拉一世时，他幻想着自己可以在宫廷的壮丽场景中看出一种黑暗的现实：


当我仔细思考这个与世人皆不同的大人物时，我幻想着他的头上有两副面孔，就像杰那斯一样，暴力、流放、压迫或者它们的同义词西伯利亚镌刻在了他没有向我们展示的那副面孔上。这个想法不断在我脑中萦绕，甚至是在我和他说话的时候。65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正是俄国专制政权越来越常用来面对欧洲的面孔。1848年，尼古拉一世派他的军队镇压匈牙利革命。1863年，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用令欧洲大陆震惊的残酷镇压了波兰王国的第二次起义，又把数千名波兰人流放到乌拉尔山以东。在俄国欧洲部分各个城市的繁华文化之外，西伯利亚已经成为专制权力的幽冥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