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刑罚堡

在著名的1848年，欧洲的“民族的春天”很快被政治反动的冻雾裹住了。忠于诸侯、国王和皇帝的军队撤退、重整，然后再次开始镇压革命。而在一年前，这些革命曾有可能扫除旧秩序。俄罗斯帝国基本未受这些撼动着欧洲许多地区的暴动干扰，这证明了尼古拉一世在压制国内反对力量时的残暴性。圣彼得堡十二月党人起义没有再次出现，连波兰王国也很平静。然而，为了防止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蔓延，并维护邻国哈布斯堡帝国的王朝权威，1849年6月，尼古拉一世派三十万大军镇压匈牙利革命。1849年12月22日，随着俄国的西部边境安定下来，沙皇公开地把注意力转向了粉碎国内的反对派。1

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二十五年前曾关押过十二月党人的牢房，现在监禁着几十个学生、官员和作家。他们被认定参加了一个颠覆性讨论小组，这个小组每周在激进的年轻贵族米哈伊尔·彼得拉舍夫斯基家中开一次会。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Петрашевцы）的大多数成员反对农奴制度，受1848年的理想的鼓舞，并希望在国内进行改革。他们不是革命者，但欧洲的动荡促使俄国开始镇压所有形式的反对者。彼得拉舍夫斯基圈子引起了沙皇秘密警察第三厅的注意。这些人于1849年4月被逮捕，在之后那个漫长的夏季中，他们一直被单独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里，在此期间，调查人员就他们的思想、他们参加的活动以及他们与国外的联系等问题进行了密集的审讯。9月，一个调查委员会认定其中的二十八人犯有煽动罪。但是，他们仍旧没有被判刑。因此，当这些囚犯的牢门在12月22日早上打开，他们被带入冰冷的黑暗中时，他们仍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2

在俄国的北方首都，在12月这个时节，快到中午时天才会亮。这些人由武装警卫押送着，坐着密闭的马车穿过仍然昏暗的街道，只能透过结霜的窗户匆匆瞥见沿途的建筑。走过这段似乎没有止境的旅程后，马车终于停在了谢苗诺夫斯基广场，此处距离涅瓦大街不太远。马车门打开后，这些囚犯踏进了齐膝深的雪中。他们四周站着圣彼得堡团，士兵们围成了一个方阵。在方阵中间，一个粗糙的木楼梯通向一个挂着黑布的平台。这些人此前被关押在单人牢房中长达数月，但是终于重聚的喜悦很快被打断了，因为一个官员说马上就要执行他们的判决了。他领着这些囚犯——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曾是圣彼得堡团的军官——穿过士兵的队列，走上了行刑台。接下来出现的一幕旨在向在旁观看行刑的士兵强调对沙皇不忠的代价。3

另一名官员命令这些人站成一排并摘下自己的帽子。他从这一排人面前走过，在宣读某个人的罪行和惩罚时，就在这个人前面停一下。他花了整整半个小时来履行自己的职责，“判决在响着、回响着，就像丧钟的鸣响一样：‘现场刑事法庭判处你被枪决。’”沙皇亲自用“批准”二字确认了每个判决。死亡的恐惧向他们袭来。每个人都拿到了一件长长的白色农民衬衫和睡帽，然后穿戴上。前三个囚犯（包括彼得拉舍夫斯基自己）被抓着手臂带离了那个平台，每个人都被绑在了立在地面上的一根杆子上。射击队走到距离被判处死刑者不到四米的地方，然后举起步枪。28岁的作家，小说《穷人》（1846年）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下一个三人组，他站在行刑台上看着这个戏剧性场景，心中满是“不可思议的恐怖”4。当射击队瞄准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自己属于下一批要赴死的人，他内心的想法也许可以从他1868年的小说《白痴》里的一个场景当中体现出来。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的最著名的段落之一：


那五分钟在他像是无穷尽的期限、数不清的财富……但是他说，彼时对他说来最难受的莫过于这样一个持续不断的念头：“如果不死该多好哇！如果能把生命追回来，——那将是无穷尽的永恒！而这个永恒将全都属于我！那时我会把每一分钟都变成一辈子，一丁点儿也不浪费，每一分钟都精打细算，决不让光阴虚度！”……这个念头终于变成一股强烈的怨愤，以致他只希望快些被枪决。5

然而，在谢苗诺夫斯基广场，枪声并未响起。在最后一刻，一名副官飞奔到广场，传达了尼古拉一世的赦免令。既恐惧又混乱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得知，沙皇已经饶了他们的性命；等待他们的命运不是死在射击队的枪下，而是同普通罪犯一道被流放至西伯利亚各地的刑罚堡。尼古拉·格里戈里耶夫也是其中一个罪犯，他却没法体会到沙皇的宽宏大量。格里戈里耶夫在狱中就已经表现出精神疾病的迹象；苦难让他失去了理智，他再也没有恢复理智。陀思妥耶夫斯基得知自己被判处在鄂木斯克服四年苦役，其后终身服兵役。彼得拉舍夫斯基被判处服时长不定的苦役。随后，“未完成的”死刑按照惯常的形式执行。这些囚犯的衬衫被脱去，他们跪了下来，两个行刑者上前来，仪式性地在囚犯的头上把剑折断。囚犯们分到了囚服、肮脏的羊皮外套和毛毡靴。一辆农用大车在他们面前停了下来，彼得拉舍夫斯基戴上了脚镣，踏上了远赴西伯利亚的第一段路程。其他人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出发。6

这整场可怕的戏剧的导演正是尼古拉一世。假装执行死刑，是以最残酷的方式强调，这些罪犯之所以能够保住性命是得益于沙皇的怜悯。与十二月党人不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不会享受到特别豁免。尼古拉一世的宽赦令非常具体：“托博尔斯克流放事务部确定他们的流放地点后，他们应该被当作完全意义上的罪犯来对待。他们今后的任何一次减刑都应取决于他们的表现和沙皇的怜悯，但绝不是取决于地方当局的决断。”7

那天回到彼得保罗要塞的牢房中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自己的哥哥米哈伊尔写了一封言辞激动的信。他表述了要去品味生命中的每一分钟的炽热雄心：“生命是礼物，生命是幸福，每一分钟都可能是一个幸运的时期！……现在，改变自己的生活，我会以一种新的方式重生。哥哥！我向你发誓，我不会失去希望，我会守护我的精神，我会让内心保持纯粹。我正重生为更好的人。这是我巨大的希望和我巨大的安慰！”但是，在西伯利亚流放的沉寂前景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气馁：“我真的再也不能拿起笔了吗？……我会把我写的所有东西都寄给你，如果我还能再写什么的话，上帝啊！……是的，如果不能写作，我会死！倒不如让我带着笔被囚禁上十五年！”8

12月24日午夜的钟声敲响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戴上了脚镣。在另外两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的陪伴下，他坐着由宪兵守卫的雪橇，离开了圣彼得堡。“我们穿过乌拉尔山时，那是一个悲伤的时刻。”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回忆。“马匹和雪橇陷在了雪堆里。当时有一场暴风雪。我们下了雪橇，那会儿是晚上，有人在把马匹和雪橇拉出来，我们站在一边等着。我们四周是积雪和大风雪。那里是欧洲的边境。前方是西伯利亚和我们未知的命运，而我们的整个过去都遗落在身后。这实在是令人沮丧，于是我流下了眼泪。”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0年1月9日乘马车到达托博尔斯克。这一行人沿着陡峭的道路从较低的城镇走上了那个可俯瞰额尔齐斯河的高地，来到位于高地边缘的中央广场。在他们前往托博尔斯克中转监狱的路上，他们经过了乌格利奇铜钟，那口钟无声地提醒着君主的权力以及流放者在乌拉尔山以东被遗忘的命运。9

被关在托博尔斯克中转监狱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迎来了几名不速之客。在当地流放官员的安排下，三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