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刑罚堡

与这位年轻作家见了一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到了这次会面：


我们看到了这些自愿跟随丈夫来到西伯利亚的伟大牺牲者。她们放弃了一切，她们的社会地位、财富、人脉、亲戚，她们为崇高的道德责任牺牲了这一切，而道德责任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不受约束的责任。她们没有任何罪行，却在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忍受了她们被判刑的丈夫所忍受的一切……她们为我们的新旅程祈福；为我们画十字架，并给我们每个人送上了福音书，这是监狱里唯一允许阅读的书籍。在我四年的刑罚生涯中，这本书一直躺在我的枕头下面。10

新约圣经几乎就像护身符一样从一代西伯利亚政治流放者手上传到下一代手上，每本书的封皮中都藏着十卢布钞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难友于1850年1月20日离开托博尔斯克，在十一天后抵达鄂木斯克监狱。11

鄂木斯克的囚禁生涯会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改变很多。他和普通罪犯一起生活在木棚屋里，这段生活迫使他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自己的道德和政治信念。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他潦草地写下了一些笔记，这些笔记将成为那本在整个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关于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书籍的基础。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作为对一个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完全不知道的可怕世界的简介，《死屋手记》（1861—1862年）都引起了轰动。这部作品以虚构的人物戈梁奇科夫的视角来写，这是一种为了顺利通过审查而使用的文学手段。这本书是半自传性的。同时代的人把它当作一部回忆录，而不是一部虚构作品。该书问世后，当时的一位评论家写道，它具有“一种惊人的影响。该书作者被视为一个堕入地狱的新但丁，但是这个地狱更加可怕，因为它不是存在于诗人的想象世界中，而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列夫·托尔斯泰这样评价《死屋手记》：“在所有现代文学中，包括普希金作品在内，我不知道哪本书胜过它。”12

在亚历山大二世及其继承者统治期间，一大批出版物为公众审视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肮脏现实提供了资料，《死屋手记》是其中之一。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几乎每一份报告、每一篇独立的新闻报道、每一部监狱回忆录都对西伯利亚的监狱和刑罚堡发出了同样的严厉批评：它们没能改造苦役犯，也没能为他们在定居点的生活做好准备。13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0年进入西伯利亚刑罚系统，那时，西伯利亚刑罚系统的基础设施和行政机构正遭受着数十年资金短缺、疏于管理带来的痛苦。鄂木斯克的刑罚堡是一个典型的19世纪西伯利亚刑罚定居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叙述者戈梁奇科夫描述了“一个大院子，长约二百步，宽约一百五十步，院子周围是不规则六角形的高高的立柱围墙，那些木柱（立柱）并排竖着深深插进土里，用板条横向牢牢地联结起来，上端削尖：这就是监狱外面的围墙”。在包围着一个内院的立柱围墙里面，“两边各有一长溜原木建造的平房”14。这些是罪犯住的营房。1854年2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获释一个星期后，他在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说，狭窄的住房条件迫使罪犯们陷入一种肮脏而亲密的关系，这和监狱制度本身一样都是一种惩罚：


我们紧挨着住在一起，所有人都在一个营房里。请想象一座破旧、衰败的木构建筑，它本应在很久以前就拆除了，现在不再适于使用。夏天，它无比闷热；冬天，它无比寒冷。所有的地板都烂了，覆盖着两三厘米厚的污物，人走在上面会摔倒。窄小的涂有油脂的窗户上覆着一层厚厚的霜，几乎在一天里的任何时候都无法在室内阅读。窗格上有两三厘米的冰。天花板在滴水，到处都有烟。我们像被装在桶里的鲱鱼一样。炉子里一下子放了六根木头，但没有产生任何热量（屋子里的冰几乎没有融化），只有难以忍受的烟雾，而这一切要延续整个冬天。犯人们常在营房里洗衣服，用水冲洗一切。室内甚至没有地方转身。从日暮到黎明，我们都不能离开营房去大小便，因为营房被锁上了。为了解决我们夜间排便的问题，屋里放了一个木桶，所以屋里的臭气难以忍受。所有的罪犯都臭得像猪一样……我们睡在没有床褥的木板上，只允许有一个枕头。我们把羊皮外套盖在身上，脚总是露在外面。我们整夜发抖。屋里有大群跳蚤、虱子和蟑螂。15

几乎所有到访过西伯利亚刑罚营房的人都因监狱中令人窒息的通风条件和牢房中由木桶散发出的臭味而震惊。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发生。美国人乔治·凯南这样描述他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参观的一所监狱里的空气：


我请你们想象一下地窖里的空气，空气里的每个原子都已经数次通过人的肺部，而且因为含有碳酸而很沉闷；想象一下这种空气因人们长期没有洗澡而散发出的刺鼻、有些似氨的呼气而进一步恶化；想象一下这种空气带有潮湿、腐朽的木头的暗示意味和人类排泄物的暗示意味——这样你还是不足以想象出这种空气。16

这些邋遢且虱子遍地的营房和牢房里关押着各种各样的罪犯。为了窃取一点点钱而杀害了一家人的罪犯和误判案件的可怜受害者被关在一起。监狱里还关着很多轻罪犯，这些人逃离了原来的流放地，结果又被抓住了，随后被判处服苦役。到19世纪中期，西伯利亚的刑罚堡和监狱里还关押着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和波兰人，这些人因为自己参与的政治活动而被判服苦役。17

关满了罪犯的营房是一个充斥着各种活动的地方，而这些活动产生了极为刺耳的噪音。民族志学者和记者尼古拉·亚德林采夫曾是鄂木斯克监狱堡垒的一名罪犯，他回忆起了每个罪犯是如何做自己的事情的，那种对比时而非常滑稽时而非常令人反感：


牢房里的喧嚣混合了各种吵闹声、闲聊声、骚动声和笑声，简直不可想象。在一边，你可以听到锤子敲打声……有人正在锉平一些动物的骨头；这边，一片金属正在被削尖；那边，有人开始演奏一些疯狂的监狱曲调。某个地方响起镣铐的当啷声，那是因为一个流放者正走下走廊；不知道谁在用一根棍子敲打紧闭的门。这些声音有时融合，有时分散开，它们会以强烈的对比碰撞到一起。在一个牢房里，有人正在大声读《圣经》，而另一个罪犯则在一旁以最不堪的样子跳舞。一名宗派主义者的纯洁祷告可以与最恶毒的咒骂一起被听到；一名诚恳的穆斯林唱着出自《古兰经》的语句；一名犹太人在为他的《诗篇》哭泣；同时，流浪者无忧无虑的歌曲也可以被听到；有一刻，一个被带入刑罚堡的女人的嚎叫声刺穿了空气，其后是监狱守卫的诅咒声和示爱的喊叫声。突然，监狱里响起某个流放者吟唱的赞美诗，诗中充满了渴望和胜利，充满了满怀希望的祷告。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这座骚动的堡垒内的合唱中，它们汇成了一支狂野混乱的协奏曲。18

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亚德林采夫那样欣赏营房的旋律。比起习惯于过集体生活的农民或士兵，有些人有着更成熟的隐私概念，对于这些人来说，监狱生活中令人窒息和无从避免的亲密性是难以忍受的。在《死屋手记》中，戈梁奇科夫回忆：“我无法想象，在我服苦役的漫长的十年里，连一次，连一分钟独处的机会也没有，那是多么可怕和痛苦啊？劳动时总有押送队监视，屋子里有二百名难友，至于独处，一次，一次也不曾有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向他的哥哥吐露，他在鄂木斯克堡的监禁生涯是“对我的灵魂持续不断的无情打击……周围是永恒的敌意和争吵，诅咒、哭泣、喧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