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刑罚堡

咆哮……四年来都是如此”19！

波兰人希蒙·托卡热夫斯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的一个狱友，他曾嘲笑过这个作家过于执迷于自己的贵族身份：“在我看来，堡垒里没有贵族气派和贵族身份；只有被剥夺了所有权利的人；只有苦役犯。”这个说法中带有些许讽刺。正式来说，伴随着苦役刑罚的公民权死亡抹掉了高等地位。然而，在实际中，受教育阶层的成员仍然明显不同于普通人。他们就像在自己的土地上的外国人，他们说话、走路和吃东西都不同于农民、工匠、商人、工人和士兵。戈梁奇科夫说：“尽管他们已经被褫夺了一切公权，与其余的犯人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犯人们却从来不承认他们是自己的伙伴。这甚至不是出于有意识的偏见，而完全是下意识的真情流露。”20

被排除出那个通过礼貌、言谈和教育来表现纷繁的等级和地位序列的社会以后，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并没有受到十二月党人曾享有的豁免。受过教育的俄国人不习惯艰辛的监狱生活，也缺乏适应刑罚堡生活的必要社交和动手技能，正如戈梁奇科夫在《死屋手记》中所说的：


平民百姓来到监狱，是进入自己熟悉的社会，也许还是一个更有文化的社会。当然，他失去的很多——家乡、家庭、一切，但环境还是原来的那个环境。一个有教养的人依法受到与平民百姓同样的惩处，他所失去的却往往比后者多得不可比拟。他不得不抑制自己所有的内心需求、所有的习惯；陷入他所不能满意的环境……对所有人都相同的依法惩处，对他来说却往往痛苦十倍。21

普通罪犯经常用怀疑甚至是明显带有敌意的态度看待受过教育的罪犯，但仍然在心理上和文化上习惯于尊重他们。关于西伯利亚刑罚定居点的回忆录还记载了普通犯人对受教育阶层表现出仁慈和慷慨的事例。一个农民流放者同情流放队伍中一个迷惘又笨拙的贵族，于是，在前往流放地的漫长旅途中，他令人难以理解并且无私地关照着这个贵族，而且拒绝收下任何报酬。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时候，普通人和受教育阶层之间的鸿沟仍然是无法跨越的。对于受过教育的俄国人来说，这是一段痛苦的距离，因为很多人正是为了努力给民众带来自由才被流放的。22

西伯利亚的监狱和刑罚营地不是一个适合建立友谊的地方。被流放的革命者彼得·雅库博维奇发现：“每个人在看着其他人时，并不是把他视为不幸的同志，而是像一头狼在看着另一头狼，一个敌人在看着另一个敌人。罪犯其实对‘同志’这个词很有感情，但他们不是按我们的文化意义使用这个词：如果人们用同一个碗喝东西、吃饭，那他们就被称为‘同志’……［这］通常就是个机缘的问题。”支配着罪犯之间的关系的不是友谊和团结，而是胜人一筹的本领和口头争吵，于是营房里回响着不间断的争吵声。这些苦役犯拥有把话说得十分高明的智慧和能力。在《死屋手记》中，戈梁奇科夫回忆：“他们骂人骂得很俏皮，很有艺术性。”雅库博维奇认为在犯人的污言秽语和言语攻击中存在着“一种艺术竞争”23。

有些罪犯还会在玩世不恭方面相互攀比。有个在伊尔库茨克监狱的罪犯对一个政治犯说起了自己是如何和一个“同志”一起屠杀了一家人的：


究竟为什么这么做？——我忍不住问。

显然是为了钱。——我的对话者平静地笑了。

是的，但为什么把他们全都杀了，甚至还有孩子们？

我们做过很多这样的事。还有一次我们杀了两家人……

那上帝呢？——我问——你真的不怕吗？

什么上帝？……不管我们去哪里……在最偏远的地方，在连乌鸦都不会在那里衔着骨头、在动物不会去的地方，我们既没见过上帝，也没见过魔鬼。24

受过教育的观察者——从亚历山大·赫尔岑到安东·契诃夫——多次指出（并哀叹），俄国农村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世界。那里的人对罪行、司法和惩罚的普遍理解常常与官方的法律文化严重冲突。对于同一种罪行，农民会残忍地施加惩罚，也有可能视而不见，这取决于受害者是本村村民还是一个外来者。对于女性、信仰其他宗教者和陌生人遭受到的残暴对待，农民常常放任不管。强奸、纵火和谋杀都是农民社区认可的报复方式。由于不了解帝国的法规，罪犯常常因为自己难以认为是罪行的行为被流放西伯利亚。25伊尔库茨克省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刑罚酿酒厂的指挥官伊万·叶菲莫夫曾努力想让一个原本顺从的罪犯明白，“割破犹太人的喉咙”其实是一种罪行，但他失败了。这个人“仍然相信这只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假托的叙述者戈梁奇科夫在看到许多罪犯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无动于衷后意识到，他们完全孤立于俄罗斯帝国的法律之外：“其中的大多数人都决不会怪罪自己……囚犯知道而且毫不怀疑，自己的亲属、自己的底层民众的法庭会为他辩护，他也知道，他们永远不会判他有罪，多半还会彻底地为他辩解，只要他的罪行所针对的不是自家人、不是自己的弟兄、不是自己亲如一家的底层民众。”许多罪犯被关进监狱里，是因为他们想要报复那些他们认为曾无理地对待自己的人。26

监狱生活当中充斥着暴力。当囚犯之间的争吵引起了看守的注意时，争吵就会被制止。27然而，如果罪犯一直在喝酒，打斗总是会发生。戈梁奇科夫到达鄂木斯克后不久，遇到了可怕的卡津：“［他］力气惊人，在监狱里无人能及；他略高于中等身材，赫拉克勒斯般的体格，有一个丑陋而又大得不成比例的大脑袋……囚犯们在私下议论时说，他是涅尔琴斯克的逃犯，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不止一次被流放西伯利亚，不止一次逃跑，改名换姓，终于被关进我们监狱的单人囚室。”当卡津喝酒时，“起初他开始挑衅，嘲笑别人，他的嘲笑极其恶毒，是蓄意的，似乎早有预谋。最后他烂醉如泥，骇人地勃然大怒，抓起一把刀就向人们冲上去”。罪犯们没法凭一个人的力量保护自己，因此他们会集体和他对抗：


他牢房里的十来个人突然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殴打更残忍的了：打他的胸膛、胸口、心窝儿、肚子；狠狠地揍了好久，直到他完全失去知觉、像个死人方才住手。对别人是不敢这样打的：这样打会打死人啊，但卡津例外。打了以后，把毫无知觉的他裹上短皮袄，抬到通铺上。“躺一躺就行了，我说的！”果然，第二天早晨他起来了，几乎安然无恙，他一声不吭，脸色阴沉地出去上工了。每当卡津酗酒的时候，监狱里就都知道了，对他来说，一定要挨一顿打这一天才算完。他自己也知道，不过还是酗酒。28

一旦某人被触怒或者至少是生气，冒犯之举便很容易以杀戮为结局。29鄂霍次克盐场是西伯利亚工作最繁重的惩罚场所之一，位于鄂霍次克海海岸，是地处最东北部的一个荒凉定居点。那里的苦役犯会在大盐池辛苦劳作，从海水中蒸馏出盐。盐场工作是专门留给那些在西伯利亚的监狱和要塞里犯有谋杀罪行的惯犯的。一个于19世纪20年代在那里工作的官员回忆，残忍在那里是近乎常见的，而且囚犯随时会冲动地攻击他人。罪犯伊万·梅加采夫是一个来自雅罗斯拉夫尔的商人，年龄44岁，身体精瘦、结实而且“非常强壮”。他因犯有谋杀罪而被处以鞭刑并被流放到涅尔琴斯克矿区服苦役，在那里他再次杀人。作为一名惯犯，他被送往鄂霍次克，后在那里又杀了一名狱友。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