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刑罚堡

最重要的是）不贪污腐败的下级军官被解职。一个流浪者被收买了，于是他假装醉酒，在监狱里摇晃着走来走去。如预期的那样，这个流浪者被抓了起来，因为饮酒问题被抽打，这时监狱负责人想要知道谁向这个人供应了伏特加。这个狡猾的流浪者事先同意，自己每被桦树条打一下，就可以拿到两戈比，于是他指认那个下级军官是监狱里的重要酒类供应商。他的说法起先遭到了怀疑，随着桦树条一下接一下地打下去——总共超过两百下——这个流浪者一直坚持自己的说法。后来，监督人要求查看这名下级军官的包，然后便在包里看到了一瓶伏特加，其实那是另一个囚犯刚刚放进去的。最后，流浪者得到了四银卢布，而公社摆脱了那个工作过度热情的下级军官烦人的警惕性，因为那个下级军官被撤职了。47

在公社眼中，唯一的真正罪行是背叛。凯南说：“只要流放者的行为不危害他所属的罪犯协会的利益，他可以说谎，可以抢劫，如果他愿意，也可以杀人。但如果他不服从这个组织，或者向监狱当局泄露其秘密（哪怕是在鞭子的强迫下），他就可以把自己当作已经死了。”告密者和间谍尤其令人憎恶，因为他们的背叛威胁着公社生活的组织机构。他们的小报告可能会暴露走私者将货物带进监狱的路线，可能会挫败计划好的逃跑行动。鄂木斯克堡有两个经验丰富的流浪者，他们一直计划着逃跑，然而就在他们预定的离开日期几天前，他们的脚镣被收紧了，警卫加强了。这两个人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调查是谁向监狱当局通风报信的。他们开始怀疑同牢房的狱友。一连两个晚上，他们都会挪开遮住牢房一面墙壁的木板，往墙内挖一个浅墓穴。第三天晚上，他们在那个狱友睡觉时摁住了他，塞住他的嘴，把他推到墓穴里，然后活埋了他。第二天早晨，当牢房门在点名时间打开时，警卫无法找到那个犯人的踪影，便推测他一定是在夜里逃跑了。整个监狱都知道那个泄密者发生了什么，但没有人上报这一罪行。48

惩罚有时会集体执行，照农民公社最传统的做法进行。49成群的囚犯会实行被他们称为“把某人蒙在黑暗中”的惩罚。他们会在作恶者的头上套一个头罩，然后野蛮地殴打他。报复可能在任何时刻实施。在鄂木斯克堡，一名在监狱工作的工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向当局报告，男罪犯挖了一条直通女罪犯住处的隧道，以便他们去探访自己的爱人。于是狱方发现了这个隧道，随后将其封闭。后来，愤怒的罪犯在屋顶上抓住了这个工匠，把他从四楼推了下去。这个工匠很幸运，从那个被亚德林采夫称为“临时性的塔尔珀伊亚岩石①”的地方摔下去后，他活了下来。严重违反公社守则的人会被带到多达一百名成员参加的“集会”面前。他们会被大声训斥、羞辱，如果他们被公社中更有资历、更权威的人士定罪，那么他们会遭受持久的暴力殴打。有时，一群罪犯会愤怒地摇晃、踩踏告密者，“直到他的内脏被震碎、骨头被打断”。如果这个人没有当场死亡，那么他会被扔在营房的长凳上，任他蒙受痛苦和凄惨的境况。公社审判的受害者不敢抱怨，甚至不敢去医院处理伤口。亚德林采夫讽刺地指出：“监狱城堡的惩罚手段独出心裁。”50

那些向当局寻求庇护的人一定会遭到追踪、谋杀，哪怕他已经转到了另一个监狱。塔拉刑罚堡的一名告密者在专门警卫的监护下单独监禁了一年时间，直到他揭发的那些人离开那座刑罚堡他才出来。然而，当他终于露面时，他还是被一群他从未见过的新来的罪犯刺死了。流浪者会把告密者的名字和特征描述带到西伯利亚的各个刑罚定居点，罪犯们仍然会实施报复，有时会在过错已经过去了一代人的时间之后实施报复。51

这样残酷的惩罚是为了保证公社准则得到遵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惩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一个囚犯在狱中犯了罪，但还没被发现，他不会担心自己被狱友背叛；反过来，如果他的确被认定为犯罪者，他不会背叛自己的同伙。有时，公社的社长宁愿自己代表整个公社承受肉刑，也不愿暴露在狱中犯罪的公社成员。他背上的伤痕稳固了他的职位和他在狱友当中原有的地位。52

但是，这些社长对公社的忠诚并不是无可指摘的。社长会赌输掉公社共有资金，还会厚颜无耻地偷盗公共财物。如果严重违反公社的集体道德准则，不受欢迎的社长会被罢免。然而，总的来说，罪犯公社几乎不关注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在营房和监狱牢房中，私有财产的神圣性这个概念并不流行。53

开始时，囚犯会把自己设法带到流放地的少数个人物品藏在墙上的小洞里，或将它们装进带小挂锁的盒子里。但是，藏匿和上锁无法难住那些坚决果敢、经验丰富的盗贼。偷窃既普遍又无耻，几乎被看作在监狱内流通货物的一种合法方式，而不是一种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监狱的新来者尤其容易遭受偷窃。他们会受到一群狱友的热烈欢迎，这些狱友会详细地向他们解释监狱的规则，同时偷偷拿走他们的帽子、围巾或其他财物，然后把它们扔进人群里。新来的人会到处搜寻自己的东西，但终归是徒劳无功；他们的物品最终会在当地市场上出售。54

罪犯会竭尽所能地隐藏他们的任何钱财。他们会把钱粘在书页上，缝在内衣里，塞进靴子的鞋跟里（他们会专门把鞋跟挖空，以用于藏钱）；他们会把钱用带子缠绕在膝盖上。其他的罪犯知道所有这些伎俩，他们通常会密切关注彼此，观察某个人在使用哪种方法。如果他们发现某个狱友有钱，便会立刻偷走这笔钱，把藏钱的用具也一道偷走。偷窃和藏匿的技巧并行发展。有些罪犯能在狱友的眼皮底下偷东西，而其他行家能把东西藏在别人永远找不到的地方。一位当时的人回忆：“他们会把它们藏在地板下、烟囱里，埋在院子里。”一位来自邻近城镇的承包商引起了一个西伯利亚刑罚堡罪犯们的反感。当他来这里拜访刑罚堡监督人时，他把马拴在了院子里。跟监督人会面结束后，这个承包商发现自己的马失踪了。骚动随后出现，一名高级官员被叫了来。一番搜查下来，马没能找到，最终这名官员要求罪犯们说出那匹马在哪里，并承诺不会对他们采取任何惩罚。罪犯将官员带到澡堂，拉开了地上的一些木板，让那匹马跑到院子里。55

苦役刑满后，西伯利亚的罪犯走出了监狱，但他们并没有准备好开启农业劳动生活。不过，他们在走私、偷窃和伪造技艺方面接受过严格的训练，他们会把这些技能带到一些不幸的地方，也就是他们作为定居流放者被分配到的地方。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4年2月从鄂木斯克刑罚堡获释，当时他年仅34岁。他的刑罚已经减为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西伯利亚陆军第七营服役。56他熬过了四年的苦役，但是苦役经历给他留下了终身的创伤，且对于他的写作和思想发展来说至关重要。那些与他一同囚禁的人为他描写盗贼和杀人者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心理学研究，这些盗贼和杀人者出现在了他那些伟大的后西伯利亚小说中，即《罪与罚》（1866年）、《白痴》（1868年）、《群魔》（1871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年）。这位作家在西伯利亚对人类灵魂的黑暗冲动进行的观察，汇成了一种对犯罪、责任和道德的无尽痴迷。57

围绕着农民阶层的性质和俄国发展的形式展开的辩论支配着19世纪中叶的俄国知识生活。浪漫派保守主义者（如被称为斯拉夫派的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和伊万·阿克萨科夫）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拒绝接受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化。相反，他们应该拥护农民阶层所遵守的真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