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刑罚堡

笔在墙上写上了“酒类企业和酒馆”37。

监狱和刑罚堡里不得已的闲散与悲惨让罪犯们不仅喝酒，还赌博。赌博用具包括纸牌和骨牌（但凯南记录，在流放途中的罪犯可能被剥夺了使用这两种用具的机会，他们用活昆虫替代）。纸牌游戏在监狱和刑罚堡里风靡一时。市场不仅仅是个杂货店，还是个赌场，市场管理员是牌戏中的大师。他会铺开一张有油污的毯子，根据需要拿出骰子、骨牌和纸牌，并管理赌款。玩家要加入赌局必须先支付费用，第一局30戈比，第二局20戈比，第三局1戈比，之后就可以免费玩了。纸牌的来源有两种，一是先购买，然后偷偷带进监狱，二是由罪犯自己精心制作，在装饰纸牌时，他们会致敬影响着他们的生活的力量。红心和方片图案的红色纸牌有时会用纸牌制作者自己的血染色，“这表明了这些人准备去赌博的决心”！市场管理员会得到赢取金额的5%到10％。这些钱随后会流回（至少在理论上）公共资金中，所以罪犯公社在牌戏中有直接的经济利益。非官方的规则还规定，在比赛结束时，三分之一的赢取金额将返还给输钱的人。这类做法限制了赌场中的残酷经济要素，为的是防止囚犯们陷入完全贫困的境地。这也使得他们来日能继续参与赌博。然而，这种安抚情绪的努力无法解决罪犯们不顾一切地赌上所有东西的行为，无论是他们拥有的东西，还是他们有可能获取的东西。38

戈梁奇科夫回忆：“所有的牌局都是赌钱的。每个赌徒都在自己面前倒出一堆铜币——这是他衣袋里的全部所有，只有输光了钱或赢了难友们很多钱后，他才会从蹲着的地方站起来。”放哨是一种必要的预防措施，因为如果看守抓到有人赌博，他们会没收纸牌和赌款。一天晚上，一名工作认真的托博尔斯克监狱看守收到密报，有个监狱营房正在赌博。他想偷偷进入这个营房，然而他失败了，因为很多人躺在营房的地板上睡觉。由于这个守卫和哨兵是摸黑溜进营房，所以他们踩到了在睡觉的罪犯，这些罪犯的怒吼提醒了玩牌者有危险。纸牌消失了，闯入者不得不远离愤怒的罪犯。39

内政部官员瓦西里·弗拉索夫在1870年报告，罪犯的“赌博热情，让他们在失去了钱财后，最后又失去了他们的衣服和食物”。他无情地评述：“没有食物和衣服，输钱的人会一直躲在木板床下或炉子后面，直到得到新的衣服，在他的债务偿清前，他会一直仰仗同志们的救济品生活。”他推测，这种救济品是主动提供的，因为输钱之人的狱友“把他看成坏手气的受害者，这种厄运也可能会落在他们自己身上”40。当参与赌博的罪犯被要求偿还债务时，他们有原则的不顾一切给在19世纪末穿越西伯利亚的英国人类学家查尔斯·亨利·霍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他们没有钱和秘密的食物储备，而且存在着拥有它们的独特地下方法，那么借给他们修靴子的皇冠牌工具会被用作赌注，接着是他们的衣服，最后甚至是他们下个月的口粮配给。如果赌徒输掉了所有这些东西，那么他会把最后一项看作荣誉债，并且会成功地以一种新颖的方式来偿还它。事实上，这反映了一种荣誉感的标准，甚至连蒙特卡洛也不能超过这种标准。输钱的人将被关进牢房里，在他同意的情况下每隔两天让他挨次饿，第三天才进食，这样累积起他欠下的口粮配给。41

赌光或喝光了自己所有的钱的人被称为“无权的囚犯”（жиган），他们是监狱里的不幸者，他们的贫困让他们尤为脆弱、易受压榨。他们被迫做最卑微、最令人作呕的工作，如倾倒装满粪便的木桶、打扫脏污的营房、给赢钱的赌徒当仆役。在玩纸牌游戏期间，赌钱的人会给无权的囚犯一点儿钱，让他们在外面放哨。在-30℃的黑夜中，他们要在走廊上瑟瑟发抖地一气儿站上六七个小时，聆听外面发出的每一个有危险的声音。1897年，记者弗拉斯·多罗舍维奇在萨哈林岛上的一个监狱医院里遇到了这样一个囚犯，这个犯人“患有奔马痨”。“他失去了一切，包括他的面包配给。几个月来，除了萨哈林的卑贱之人勉强才吃的稀糊，他一直没吃过其他东西。在医院里，他开始拿药品做赌注。在谈到赌博时，这个筋疲力尽、奄奄一息的人无精打采的眼睛才会闪烁出生命的光芒。”42

纸牌游戏的兴衰变迁与囚犯当中流行的宿命论相一致。在一个暴力和危险事件不可避免的世界里，这些纸牌为罪犯们提供了逃离总是纠缠着他们的赤贫的途径和可能性（至少是这种幻觉）。打牌就是挑战命运，甚至是迎难而上地去努力——就像罪犯会大喊的那样——“打败魔鬼”！对于雅库博维奇来说，赌博和酒精为他那极度粗糙的生活增添了一丝色彩：“没有纸牌和伏特加，甚至可能是没有桦树条，没有刺激性的东西，生活对这些人而言就不是生活。”43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述人戈梁奇科夫在罪犯非理性和自我毁灭的行为——通过饮酒、赌博或打架——中，看到了一种对人格的短暂坚持、一种对卑下的囚禁生活的轻微反抗：


一名囚犯几年来温顺安静……突然却仿佛有鬼附身似的胡闹起来，纵酒作乐，无事生非，有时甚至干脆以身试法：或公然冒犯长官，或杀人，或强奸，如此等等……但这个似乎最不可能出事的犯人的这种突然爆发，——其全部原因也许就是个人的一种苦闷的、狂躁的发泄，一种想表现自己以及自己的被凌辱的个性的欲望，这欲望是蓦然出现的，达到了愤怒、癫狂、茫然、爆发和痉挛的程度……要饮酒作乐，那就饮酒作乐，要冒险，那就不顾一切地去冒险，哪怕去杀人呢。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况且这个人喝醉了，要拦也拦不住！44

这种展现个体自主权的人类冲动——即使通过非理性的自我毁灭行为——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许多作品得到了回应，即从《地下室手记》（1864年）到《群魔》（1871年）。

监狱和刑罚堡无疑是残酷且混乱的，但它们并不是没有法纪的。囚犯们通过一个由传统和惯例组成的复杂系统来自我管理，这套系统由公社（община）监督。乔治·凯南把罪犯的公社描述成“罪犯世界的政治团体；罪犯公社在流放者生活中的作用，就相当于农民公社在农民生活中的作用”45。罪犯公社是罪犯协会的稳定和扩大版本，罪犯协会是前往西伯利亚的流放队伍中的罪犯自治组织，而罪犯公社在所有的刑罚定居点按相似的方针运转。罪犯公社的主要功能是使其成员免受当局伤害，并集中资源以获得各种利益。每个公社通常至多有大约一百名成员，他们来自某个营房或监狱侧翼；在较大的刑罚堡和定居点中，可能有几个公社。每个公社都会选举一个社长（староста），负责管理公共储备金中的钱款、与监狱当局谈判。监狱看守会通过社长的任命，以后便直接与他打交道。看守在和罪犯打交道时要基于基本的合作精神，所以，只有在其他公社成员同意的情况下，看守才能让社长卸职。公社同样会在囚犯间分配任务；直接向公共储备金交钱，囚犯就可以免除这些劳动。公社有义务向较穷困的成员提供借贷，这些成员必须努力工作以偿还债务。到达刑罚堡或者监狱的某个囚犯如果不名一文，就会被分到最繁重和最不合意的任务。公社的规则是在监狱内锻造了数十年的习俗的集合。对于民族志学者谢尔盖·马克西莫夫来说，它们已经“在空气中混合，由同一个监狱传递给每一代新来的罪犯”46。

在公社与当局的斗争中，公社并非没有力量。在伊尔库茨克盐场，公社合谋让一个特别不受欢迎、厉行纪律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