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刑罚堡

乌托邦式社会主义转向一种新的政治哲学，这种哲学现在更接近斯拉夫派的思想。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和民族主义信念加强，他开始重新设想，不是一小部分人，而是他在鄂木斯克的所有同伴都是有着强烈道德责任感且渴望宽恕的人：“我认为或许他们所有人都蒙受着长久的内心痛苦，这种痛苦使他们得到了净化，使他们强大。我看见他们在忏悔之前进行祈祷……在他们的心中，他们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在他看来，正是罪犯适应性强的信念——这种信念甚至在监狱要塞的残忍环境中幸存了下来——提供了修复受教育阶层和普通百姓之间那道互相恐惧、互相敌视的裂痕的基础；所有人都会成为在精神上平等的人。69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接触鄂木斯克刑罚堡的普通百姓后产生的这段救赎性记忆，成为他随后的弥赛亚式民族主义的试金石：这位作家称颂自己“与人民的直接接触，因共同的不幸而出现的兄弟般的团结，以及明白我们自己已经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和他们平等的人，甚至是把自己当作他们当中最低级别的人的意识”。他回忆，他已经能够“找到普通百姓的根，发现俄国的灵魂，并认识到普通百姓的精神”70。

陀思妥耶夫斯最终于1859年返回圣彼得堡，后加入了一个被称为“根基派”（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а）的作家团体，该团体认为，在东正教中新的兄弟情谊将使俄国能够回应它作为各民族领袖的伟大精神感召。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西伯利亚远不仅是一段记忆，更是一块富有想象力的画布，他可以在上面探索个人和集体救赎的可能性，探索俄国的独特国家命运的前景。71



①俯瞰古罗马广场的一处陡峭悬崖，杀人者、叛徒、作伪证者和犯盗窃罪的奴隶会在这里被扔下去摔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