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以自由的名义！”

在1831年镇压了波兰十一月起义后，尼古拉一世下令在华沙市中心兴建一座设防的大规模建筑。这座矗立在维斯瓦河畔的威严大建筑物是用来加强沙皇在此的军事势力的，也是用来标志俄国对这座不驯顺的城市的帝国主义控制的。这座城堡常年驻守着五千名士兵和重型大炮，这些大炮的火力可覆盖华沙的大部分区域。城堡里修建了数百个牢房。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第十室，在19世纪，那里曾关押过许多著名的波兰起义者和革命者。整栋建筑被称为“华沙的巴士底狱”。

1863年，波兰人开始了又一次注定失败的争取独立运动，这一次，这座城堡为尼古拉一世的继承人亚历山大二世派上了用场。这次起义后来被称为“一月起义”，起义的直接原因是亚历山大二世在19世纪60年代初实施的大改革，改革在西部边疆地区和波兰王国激起了希望，人们渴望拥有更多自治权和自由。然而，圣彼得堡拒绝支持这种让步，这引起了政治上的不满。波兰民族主义示威游行演变成了暴乱。针对此种情况，沙皇在波兰王国的总督卡尔·兰贝特将军于1861年10月发布戒严令，逮捕了起主要作用的民族主义者。再加上长期以来的经济怨愤，政治不满转变成了动乱，动乱又转变成了彻底的起义。这场运动由抗议征兵触发，开始时是一场在华沙的起义，后来迅速向北、向东蔓延，进入西部边疆地区，并演变成一场从1863年延续到1865年的长时间起义。1

这些区域的民族和宗教成分十分复杂，起义者包括德意志人、犹太人，还有自称为乌克兰人或白俄罗斯人的人。不过，大部分人是波兰人。他们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多数人来自较贫困的贵族阶层和城市知识分子阶层，而其他人出自手工业阶层或农民阶层。即使是那些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共和主义者也和波兰人并肩作战，前者在1848年革命和朱塞佩·加里波第在19世纪50年代领导的意大利运动中变得激进。这场起义和起义余波都是国际性事件。2

与在1830年起义的同胞相比，1863年的起义者在军事方面更为疲弱，但在政治方面组织得更好。起义者在广阔的地域内分散地发动了许多地方性的起义，他们以这种方式同忠于专制政权的军队展开了一场漫长而痛苦的游击战争。这次起义成了一场内战，各个阶层和民族群体或是同起义者结盟，或是同俄国结盟。和在1830年时的情况一样，起义者敌不过强大的帝国陆军，在战斗最激烈时，帝国陆军投入了约17万兵力。经过630次交火，起义者最终败下阵来，他们的队伍因人员伤亡和人员被俘而耗尽。政府军又花了16个月才彻底粉碎起义，铲除起义者广泛的地下政府网络。在沙皇的反暴动战役中，华沙城堡声名狼藉。它是军事行动的发射台，也是关押数千名被捕起义者的巨大监狱。起义的领导者罗马尔德·特劳古特于1863年在城堡外面被绞死。

沙皇在波兰王国和西部边疆地区的报复行动是迅速而严酷的。军事法庭判处了数百人死刑。不仅是武装起义者，政治家、记者、天主教神父以及学生激进分子也被拖入政府的法网中。约3.5万人被放逐到帝国的各个地方。这次镇压是为了劝波兰人放弃所有支持独立的公开表示形式：一个15岁的女孩因哼唱波兰爱国歌曲且在起义失败后穿黑色丧服而被当局抓捕。3

就像在19世纪30年代一样，大多数被指控武装参与起义的人都被现场军事法庭行政流放或特别司法流放了。1.8万到2.4万人被放逐到乌拉尔山以东。约3500名起义者被控犯有最严重的“国家罪行”，被判处在矿山终身服苦役，或者在涅尔琴斯克的要塞或工厂服较短的刑期。那些罪行较轻且蒙受沙皇宽赦的人则被剥夺了公民权，被流放到西西伯利亚或东西伯利亚的定居点，而发往西西伯利亚还是东西伯利亚，要取决于他们被控罪行的严重程度。西部边疆地区曾经享受的制度性特权和相对的自治权被撤回了，波兰王国解体，它们都转而由圣彼得堡直接统治。反抗俄罗斯帝国的波兰起义再次失败。4

和前辈一样，被流放的第二代波兰起义者在西伯利亚奋力维持着自己对爱国主义和共和主义原则的忠诚。流放生涯摧毁了很多人的身体和精神，但更多的人竭尽所能地继续与俄国为敌。一些人在请愿书和信件中质疑自己的审判的公正性，努力想让自己摆脱监禁；一些人大胆地逃逸；还有一些人发起了武装反抗。

对于波兰起义者及其盟友来说，这些针对西伯利亚当局的抵抗行为是政治行为，是他们与俄国的斗争的延续。但是，它们也是民族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与欧洲的君主国和帝国之间更广阔的斗争的一种延伸。这些波兰人用自己爱国、博爱的价值观念与专制政权的父权权威相斗。在请愿书、自杀遗书和西伯利亚军事法庭的证词中，波兰人说着一套与权利、公正、自由与暴政有关的话语。逃脱和获释的人把关于这些波兰人的反抗、英雄主义和苦难的故事传递了出去，让这些故事在俄罗斯帝国内外回荡着。对于许多有同情心的欧洲同时代人来说，起义者对抗西伯利亚狱卒的斗争是波兰民族自身的斗争。

如今，华沙城堡内的第十室是波兰独立博物馆的一部分。其中一个走廊里挂着浪漫主义艺术家亚历山大·萨哈切夫斯基的大幅油画。这幅画描绘了一支由数十名起义者组成的流放队伍，既有男人，也有女人，队伍在休息点休整，四周是荒凉的雪地。人们身穿囚服，戴着镣铐，头发被剃去半边，很多人因疲惫和绝望而瘫倒在地。有些人痛苦地祈祷，有些人愁苦地哭泣。在画的中心，分隔彼尔姆省和托博尔斯克省的界标赫然耸立在这群波兰人的上方。在界标那一侧，西伯利亚在招手示意。萨哈切夫斯基是1863年的起义者之一，他们在一月起义之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涅尔琴斯克服了二十年苦役后，他绘制了油画《告别欧洲》。如今，这幅描绘波兰流放者的苦难的画作挂在曾用作展示俄国帝国力量的堡垒里，这真是一个历史造就的讽刺。5

俄国在起义之后开展的大规模报复给西伯利亚流放制度造成了严重后果。当局无法应对突然拥入西伯利亚城镇、村庄、矿山、要塞和工厂的波兰苦役犯。即使到了19世纪60年代，流放者前往西伯利亚的行程已经实现半工业化，这些波兰人的旅程仍然是痛苦的。为了更快速、更顺畅、更有序地向东运送罪犯，政府先是利用航道，后来利用铁路。从1862年开始，火车开始将罪犯从莫斯科和其他中转点经过弗拉基米尔运送到下诺夫哥罗德。有些列车经过了改装，用于运送罪犯，这类列车由三等车厢装配成，车厢的窗户带有窗台，就像尼古拉·亚罗申科在他1888年的油画《生活无处不在》中描绘的那样。火车过于拥挤，因此罪犯不仅坐在长凳上，还坐在长凳下面和过道上。密封的门和通风不良的环境让人们非常受罪。前往下诺夫哥罗德的440千米路程走了一天一夜。在别处，流放者运送系统的基础设施状态很差：休息站老旧且即将倾颓，一个官员报告：“再多的修理和改造也不会让它们适于在冬天使用。”在前往秋明的途中就有这样一个休息站，它的天花板甚至塌了下来。6

除了运送罪犯的基础设施存在种种缺陷，西伯利亚当局本身也无力顾及大量新来的流放者。托木斯克省省长格尔曼·劳尔赫特于1864年7月写信给他在圣彼得堡的上级，表明这里的监狱要塞只能容纳400名囚犯，但“这个要塞的罪犯人数很少少于600人，平均的罪犯人数为700至750人”。一套腐败、无能且“需要彻底修整”的行政机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