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以自由的名义！”

地管理着该监狱。7

由于无法容纳这些波兰人，西伯利亚官员按照由来已久的方法，匆忙地将他们转移到更往东、更偏远的地区。1864年4月，西西伯利亚总督亚历山大·迪古卡耶夫给圣彼得堡写信，称“由于缺乏必要的设施”，请求将所有被判处在他负责的要塞服苦役的政治犯都送往东西伯利亚的工业企业工作。但是，在更往东的地区，当地当局也在奋力应对大量拥入的流放者。东西伯利亚总督米哈伊尔·科尔萨科夫命令将一整连步枪兵“和几名可靠且没有波兰背景的军官”从阿穆尔河流域转移到涅尔琴斯克。1864年10月，他指示涅尔琴斯克矿区负责人希洛夫把新流放者分散到各个矿山。400人已经在夏天抵达涅尔琴斯克，以后几个月预计还会再来800到1000人，那里的当局回应，为他们寻找生产性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希洛夫坚持认为：“尽管行政机构尽了力，但［监狱建筑］还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成。”新建筑工程只能在春季动工，在此之前，流放者要被安置在前往涅尔琴斯克途中的城镇里，即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和赤塔。过度拥挤成了地方性的问题。俄国的报复本能超出了政府的惩罚能力。8

早在1864年8月，流放当局就开始警惕，成千上万名“国家罪犯”进入西伯利亚可能会出现难以管束的问题。1863至1867年间，约4000名波兰人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省的定居点，4400名波兰人被送往叶尼塞省。对人数如此之多的流放者实施甚至是最基本的监视和控制也是极其困难的。内政大臣彼得·瓦卢耶夫急于把波兰流放者的人数降到更可控的水平，于是他写信给西伯利亚所有的省长，要求他们起草出可以从流放地提早获释、返回故乡完成刑期的人员的名单。1866年5月，沙皇发布了一系列措施，给因为参加一月起义而获罪的罪犯减刑。被判终身服苦役的波兰人被改判10年刑期；被判处在矿山、刑罚堡和工厂服6年以下苦役的人被释放到定居点，有些人则被释放回乡。两年后颁布的进一步的赦免令，释放了所有“没有被指控谋杀和武装抢劫，没有犯严重政治罪”的苦役犯，并准备让一些人返回俄国欧洲部分和波兰。9种种赦免行为与其说是与沙皇的宽宏大量有关，不如说是与收容大量政治流放者这个实际问题有关。

在一月起义之后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波兰人中，绝大多数人（约80％）被流放到定居点。另一小部分人享有专属贵族的待遇，被“流放到当地居住”，可以住在城镇里。10为避免这些波兰流放者给更广阔的西伯利亚社会造成影响，政府于1866年1月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他们从事教学、制药、印刷、摄影、医学和葡萄酒销售等工作，禁止他们住在有邮政和电报办事处的建筑里，禁止他们担任任何政府职务。简而言之，他们不得从事几乎所有与他们以往的教育和工作经历相符的生产性劳动。许多人规避或者直接无视这些限制，但其他人却只能耕种土地。同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前辈一样，19世纪60年代的波兰起义者努力地把自己培养成农学家。但是他们缺乏在亚北极地区气候条件下在农耕方面做出成果的知识、毅力和魄力。即使他们拥有这些必需的特质，那里也极缺可耕地。为了勉强维持生计，很多人当起了农场工人，受西伯利亚农民阶层支配。到19世纪60年代末，在坎斯克地区定居的近960名波兰人中，只有约150人做商人和工匠；其他人依靠当地居民的施舍或者政府发放的少量救济品（为避免他们饿死）度日。11民族志学者谢尔盖·马克西莫夫见证了他们的绝望：


政治流放者相信，他的生命已经不可逆转地荒废了，因此，他对周围的事物十分冷漠，或者是易怒、不安和紧张。如果说在他心中仍保存着回国的希望，那么这种一直支撑着他的希望会妨碍他工作，妨碍他安心生活：西伯利亚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邮政驿站，是生命中的一个短暂的中途停留地……但是随着岁月流逝，随着岁月消磨着他们的希望和力量，这些人变得日渐消沉；无所事事的状态加重了他们的暴躁。不满情绪愈演愈烈，最终变成了怨恨。12

因为1866年5月的大赦，毛雷齐·苏利斯罗斯基由原先的苦役刑罚被改判为“流放到定居点”，随后他从伊尔库茨克省巴拉甘斯克地区给自己的哥哥写信：


伊尔库茨克省有大约1500名流放定居者。对于人数如此之多的人群来说，找工作是一件难事。对于那些可以收到亲戚寄来的钱款的人来说，生活没什么问题，但是那些收不到接济款也没有什么谋生手段的人往往会为农民工作，但这是一种怎样的工作呢？他的早餐是浓茶，晚餐则为一些菜汤和一片面包。你可以用这些食物来果腹，但有什么能遮蔽你的身体、满足你的灵魂需要呢？只有眼泪、失望、苦难和破衣烂衫！这就是定居点的生活场景！在我看来，这比苦役还要糟糕。13

为避免陷入这种命运，波兰流放者及其家属不停地请求沙皇当局宽大处理。而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和商人悄无声息地困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因为他们的家人无力为他们频繁地向政府游说。与之相比，这些波兰人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受过教育的，而且很多人来自那些熟悉请愿和施恩艺术的家庭。他们的抗辩，再加上亲人的上诉，突出了他们被判处的刑罚的不公正性。流放者或者声称他们的刑罚过重，或者声称他们没有犯罪。他们进一步指出了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可怕困境，还指出了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他们随流放队伍出发时，不得不把妻儿抛下）的贫苦。14基辅贵族伊万·达布罗夫斯基是名遭流放的起义者，他于1865年7月从伊尔库茨克省的伊尔别村向当局申诉。达布罗夫斯基声称自己此前“被一群暴动分子抓住，后被强迫留在他们那里”，他一找到机会就逃离了这群人，并全面、坦白地向当局声明，自己并非自愿地参加了这场暴动。他曾经希望在1863年得到赦免，“但新出台的法律并没有考虑我真诚的悔恨”。达布罗夫斯基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的定居点，“且丧失了所有的权利和财产”。他大胆地“跪倒在陛下的脚下，以求缓和我的厄运，还有我四个可怜的孩子和我的妻子的痛苦，她被留在了家中，也没有什么谋生手段”。

两年之后，1867年10月，达布罗夫斯基的四个孩子向东西伯利亚总督科尔萨科夫请愿，详述了他们的父亲为沙皇效力的经历。达布罗夫斯基曾在1847年和1848年在帝国陆军中作战，镇压过匈牙利革命，且头部受过伤，这些伤可以解释“造成他的不幸的那些疯狂行动”。他们写道，他的身体很差，因而他无法从事农耕，只能依赖家人微薄的救济度日。因为一无所有，他无力支付为留在伊尔库茨克省而要给地方当局的贿赂，于是他在1867年2月被转移到往东北方向几百千米远的雅库茨克省，“任何一个以往生活在我们的气候条件中的人到那样一个地方去都会慢慢地死去。什么样的苦役可以与这般残酷的命运相比呢？”他们声称，他们的父亲应该因为1866年5月的大赦而减刑，但却因“毫无根据的诽谤和指控”而走向厄运。请愿书的结尾如下：


阁下，请大度地原谅我们大胆的请愿！但我们只是孩子，为我们可怜的父亲蒙受的不公待遇而感到痛苦，他被剥夺了一切，被迫和自己的骨肉分离，因为他无法工作以养活自己而被判有罪，……我们只能推断法庭不公。对于我们的父亲和我们来说，您的意志就是法律；您的话就是关乎生死的判决。请行行好！请想想他曾为沙皇服役，想想他神志不清的可怜病症，再想想我们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