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以自由的名义！”

年幼，因为我们这些孩子当中最大的也只有7岁！请顾念我们这些孤立无助的孩子，把我们的父亲从雅库茨克省调回伊尔库茨克吧，让他和他的表亲政治流放者卡罗尔·德罗莫雷列克一起生活，他会照顾我们的父亲的。

每个年幼的孩子都用稚嫩的笔迹在请愿书上签上了名字：卡米拉、尤缅、伊万和奥诺拉塔。达布罗夫斯基家似乎是发起了请愿联合行动，两个月后，他的妹妹文森图雅也写信给总督，坚决表示自己的哥哥是无辜的。她请求不要让哥哥待在雅库茨克省“异常恶劣的气候”里，那里“是个不毛之地，那里的人们从一个帐篷搬到另一个帐篷，他没有任何慰藉，身体又不好，所以会慢慢地死去”。文森图雅称，她寄希望于总督的“人性”以及我们最仁慈的君主的“宽宏大量”15。

达布罗夫斯基的亲属在给达布罗夫斯基的私人信件（这些信不幸被伊尔库茨克当局截获了）中表达了他们对俄国政府的真实想法。“你不会相信我们对伊尔库茨克当局的行为感到多么痛苦和愤怒。”其中一封信写道。“他们简直不是人，而是无情的野兽！他们没有任何解释和正当理由地让你去跟野蛮人生活在一起！”16

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信件的内容，东西伯利亚当局没有为达布罗夫斯基和他的家人的上诉所动。达布罗夫斯基被转移到雅库茨克省，不是因为他贫穷且不会农耕，而是因为他“不可靠”。他所声称的身体欠佳没有得到证实，他与家人往来的信件是“他的道德情操的精确标尺”，是“他对政府怀有敌意”的证据。他基辅哥哥的信件里充斥着“对基辅现场法庭不雅和辱骂性的言论”；他们夸口说法律不是为波兰人存在的，他们还给出了如何贿赂当局的建议。但是在1870年6月，请愿活动终于取得了成功，在达布罗夫斯基第一次请愿过去七年后，他终于获准迁移到俄国中部的奔萨省。17

突然放逐这么多起义者，给流放制度带来了行政方面的混乱。内政大臣彼得·瓦卢耶夫向省长们抱怨，在没有做好妥当的文书工作的情况下，许多波兰人就被流放了，这种情形造成了流放者身份和刑罚方面的错乱。或许明显可以看出，瓦卢耶夫忧虑的并不是罪犯服了错误的刑罚这种可能出现的不公正现象。其实他焦虑的是，很多出自波兰下层社会的流放者正在利用文书记录方面的行政混乱。他们声称自己实际上来自特权阶层，所以他们有权获得更好的配给、乘坐随流放队伍一同行进的马车，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国库的负担。托博尔斯克流放事务部不断请求圣彼得堡澄清途经托博尔斯克中转监狱的流放者的身份和判决。

1865年初，自称是意大利人的流放者卢多维科·别列沃茨基抵达了托博尔斯克。他宣称华沙当局因政治罪行流放了他，但他不知道他的目的地是哪里。流放事务部向华沙询问关于他的更多信息，但是两个月后，流放事务部只收到了一份证明，证实别列沃茨基确实是意大利人，来自巴勒莫，于1864年8月14日被流放。然而，他的目的地却是一个谜。来自维捷布斯克的贵族米查特·布拉兹维茨在前往西伯利亚的途中被发现身上带着另一位起义者的文件。布拉兹维茨实际的目的地不是西伯利亚，而是彼尔姆省的一个小村庄。4月，托博尔斯克省省长亚历山大·德斯波特-泽诺维奇写信给华沙总督，抱怨这些混乱带来的后果：没有携带必要的文件便抵达那里的流放者必须被留在当地监狱里，同时要接受调查，这种事态“大大增加了被关在中转站的罪犯人数，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十分困难，也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极大的负担”。有些政治流放者“经常被扣押超过一年的时间，这让他们受到了不该受的惩罚，而且有害于他们的道德和健康”。截至1865年春，托木斯克省滞留着280名阶层和判决信息不明的波兰人。18

行政方面的混乱为灵敏、勇敢、机智的人提供了机会。雅罗斯瓦夫·达布罗夫斯基是名24岁的激进共和主义者，他的经历如同出自19世纪的浪漫主义小说。他是一个贫穷的日托米尔贵族之子，曾在圣彼得堡的尼古拉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学习，之后于19世纪50年代在高加索地区和沙皇军队共同作战。返回首都后，他卷入了共和主义者密谋团体（在改革时代新发展起的多元主义氛围中，这种团体非常活跃）。1862年2月，他前往华沙，置身于起义准备活动的中心。他在那里遇见并爱上了年轻的波兰贵族女士佩拉贾，他们二人订婚了。但达布罗夫斯基的密谋活动没有躲过当局的关注：他和几名同伴在1862年8月被捕，然后被关在华沙城堡。在起义开始之后，达布罗夫斯基和佩拉贾于1864年3月24日在狱中结婚。不久之后，佩拉贾·达布罗夫斯卡也被认定参加过暴动，被判处流放阿尔达托夫镇（位于下诺夫哥罗德省，在莫斯科以东400千米处）。1910月，军事法庭判处达布罗夫斯基由射击队枪决，后被费奥多尔·贝格减刑。费奥多尔·贝格是在即将消亡的波兰王国的最后一位沙皇总督。1864年12月2日，达布罗夫斯基已经在前往涅尔琴斯克的路上，政府在官方报纸《俄国老兵》上披露了其罪行的细节：“因为达布罗夫斯基在圣彼得堡建立了一个旨在于俄国西部边疆地区筹备叛乱的秘密团体，与在波兰王国的叛乱组织的成员勾结，而且参与了这个叛乱组织的筹备工作，所以他被剥夺了地位、贵族身份以及1853—1856年战争的纪念章……并被判处在矿山服15年苦役；他所有的财产……都被国家没收。”达布罗夫斯基曾抱有减轻刑罚、流放到妻子所在地阿尔达托夫的希望。“命运经常垂青我们，”他给妻子达布罗夫斯卡写信说，“所以它不会在未来抛弃我们。保持你的勇气和信念，因为只有失去希望的人才是不幸福的。”20

达布罗夫斯基于1864年11月11日随由波兰流放者组成的流放队伍抵达莫斯科。由于押送军官和士兵人数不足，这些波兰人被关押在当地的军营中。一名监狱官员后来向上级解释：“虽然他收到的指示是给他们点名，但这不可能办到，因为警卫手中并没有所有罪犯的名单，而且营房里拥挤的条件意味着，被叫到名字的人没法跟其他人区分开，所以点名没有任何用处。”12月2日上午，99名罪犯（警卫报告，他们已经把这些人数了“两三遍”）被带到澡堂，另外31人（包括达布罗夫斯基）则留在营房里。当天晚上警卫换班时，达布罗夫斯基——身上还穿着他从华沙穿过来的军装——走到军营的前门处，警卫将他当成了一名军官，他便直接走出了军营，走向了自由。当《俄国老兵》的读者正在阅读达布罗夫斯基对抗国家的可憎罪行时，这名波兰军官已经开始了逃亡之旅。21

战争大臣德米特里·米柳京听说达布罗夫斯基逃跑后大怒，并且质疑为什么如此重要和危险的罪犯没有被安排进在这几周里从莫斯科前往东西伯利亚的其他流放队伍。对达布罗夫斯基的一番搜寻只是截获了一封未署名的信件，这封信标注的日期是12月8日，收件人是在阿尔达托夫的佩拉贾·达布罗夫斯卡，信中说：“按照您丈夫的要求，我荣幸地通知您，他已经在本月初成功地逃离了折磨他的人的魔爪，现在已经身在国外。”22但这封信是个幌子。达布罗夫斯基确实计划逃往国外，但他不会丢下妻子。

1865年6月，窘迫的下诺夫哥罗德省省长阿列克谢·奥金佐夫将军写信给内政大臣瓦卢耶夫，报告达布罗夫斯卡在5月19日已经从“警方的监督”中消失了。大规模的搜索没能找出这名逃犯的下落，但显示出了她的逃跑方式。在她失踪前的一个星期，“一个25岁上下的高大男子”从圣彼得堡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