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以自由的名义！”

了阿尔达托夫，“他长着长长的鹰钩鼻，留着金色长发，蓄着西班牙式胡子，身穿一件深色长礼服……只带着一个手提箱和一把雨伞，抽着昂贵的雪茄”，他的出现“很可能是要提醒达布罗夫斯卡马上就要开始逃跑”。这两个人在阿尔达托夫郊区的一个修道院里会合，然后一起乘坐火车前往莫斯科。这个神秘人物其实是达布罗夫斯基的朋友弗拉基米尔·奥泽罗夫，他是个来自圣彼得堡的军官和密谋者。8月，奥金佐夫将军把他个人收到的一封信件呈递给了首都，这封信不可能平息其上级的愤怒：


我的妻子离开阿尔达托夫的举动很可能招致了一场调查。我根据经验便可以清楚地知道这样的调查意味着什么。我发现调查委员会从来没有真正地发现什么线索，但却经常且唯利是图地构陷无辜之人。有鉴于此，为了免去所有人的嫌疑和不快，我现在写信向您说明逃跑事件。事实上，我说错了，因为这并不是一场逃跑，而是一起绑架。不仅我妻子的亲属对我的打算一无所知，我妻子本人在最后一刻之前也一无所知。我没有想办法去预先提醒她，因为我担心我的计划可能会被知悉、破坏。

达布罗夫斯基最后说：“尊敬的先生，请允许我说出自己的期待，尽管这次奇异行动对您作为这个地区的省长来说可能非常不愉快，但作为一个人，您可以这样安慰自己，您的这个小小的不愉快会成为已经承受了很多苦难之人的幸福源泉。”这封信的落款是“雅罗斯瓦夫·达布罗夫斯基，6月15日，斯德哥尔摩”23。

达布罗夫斯基还向帝国的广大群众发出了一个信息。波兰起义在俄国社会中释放了一种恐惧情绪，而这个社会现在无法容忍任何对俄国在波兰的行动的批评。1863年4月，当局关闭了由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哥哥米哈伊尔主编的《时代》杂志。起因是该杂志发表了一篇被认为过于同情波兰起义者的文章，作者是斯拉夫派人士尼古拉·斯特拉霍夫。在这样的气氛之下，自由主义观点在“波兰问题”上几乎完全噤声，只敢就反暴动提出最拐弯抹角的批评。总体来说，保守派新闻机构的评论更滔滔不绝。极其保守的米哈伊尔·卡特科夫在保守主义日报《莫斯科新闻》上不断发表反波兰的文章，这些文章影响很大，许多观察者认为，卡特科夫正在刺激俄国政府更加严厉地约束波兰。24

达布罗夫斯基从斯德哥尔摩给卡特科夫写了一封轻蔑的公开信，谴责他在俄国新闻界中煽动反波兰的情绪：


你有一段时间确实成功地唤醒了俄国人的野蛮本能和狂热，但你的谎言和欺骗不会长久地取胜。我们的数百位流放者已经向俄国最阴暗的角落传播了对我们的努力和我们的人民的理解。他们在所有地方的出现，都雄辩地抗议了官方和受雇的造谣者散布的谎言，唤醒了俄国人灵魂中的人性本能。

这封信发表在波兰期刊《祖国》和亚历山大·赫尔岑在伦敦出版的自由主义刊物《钟声》上，《钟声》在俄国很多地方可以看到。赫尔岑的杂志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坚定地支持波兰，提出波兰的斗争也是俄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然而，在反波兰非理性情绪的支配下，成批的俄国读者不再订阅《钟声》；1863年，该杂志的发行量从2500份下降到500份。25

随着欧洲的集体良知再次被波兰的命运刺痛，俄国在波兰王国和西部边疆地区的镇压活动的影响逐渐扩散到欧洲各地。致力于波兰事业的团体在伦敦享受了一段短暂但活跃的发展时期，而且英国议会讨论了英国政府对这次暴动的外交反应（但从未讨论过军事回应）。英国新闻界谴责了俄国的行动，并表示自己与波兰起义者团结一致。《泰晤士报》斥责了“野蛮和残忍的行动，认为这些行动是对文明政府的羞辱，令这些行动所在的时代蒙羞”26。

热情的共和主义者达布罗夫斯基将他的革命经验和军事技能带回了西欧。他和妻子从斯德哥尔摩去了法国，尽管他在那里受沙皇政府爪牙烦扰，但还是积极参与了波兰革命的秘密活动。1871年内战在巴黎爆发之际，他以东布罗夫斯基为化名，对巴黎公社实施了军事指挥。在和起义者一同在这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中奋战两个月之后，东布罗夫斯基将军于1871年5月23日倒在了战场上。他的兄弟泰奥菲尔后来解释了达布罗夫斯基的动机：“我们加入巴黎革命，是因为我们在这场革命中看到了一场社会革命，一旦这场社会革命成功，它便可以推翻欧洲现有的秩序。波兰会在这当中失去什么？什么都不会。波兰可以赢得什么？是的，可以赢得一切。”27

像亚历山大二世残酷镇压波兰起义一样，约4500个达布罗夫斯基的战败同志被从巴黎流放到了法国在南太平洋的刑罚殖民地——新喀里多尼亚。达布罗夫斯基拼命守卫巴黎，这番英雄行为让他的名字在巴黎街头巷尾成为共和主义的落败的同义词。20世纪30年代，国际纵队支持了西班牙共和国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其中一支队伍的主力是波兰人，这支部队骄傲地命名为“达布罗夫斯基营”28。

波兰起义以及起义者流放西伯利亚是欧洲共和主义历史上的中心事件。波兰人反抗圣彼得堡的斗争得到了欧洲各地的支持。受1848年革命鼓舞的意大利和法国共和主义者前往波兰，与这些起义者并肩作战。意大利将军弗朗切斯科·努洛领导了日后被称为“加里波第团”的意大利志愿者军队。法国军官弗朗索瓦·罗切布鲁恩率领着一支法国志愿军队伍，为纪念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作战的法国轻步兵，这支部队被命名为“死亡轻步兵”。他们在波兰战败后，其中30人也戴上了脚镣，被送往西伯利亚。这些人在1863年7月开始了这段行程一万千米的旅程。他们在途中的配给逐次递减，从托博尔斯克至托木斯克这段路是每天7戈比，在前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这段路上缩减为每天6戈比，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至伊尔库茨克这段路缩减为每天3.5戈比，最后，从伊尔库茨克至赤塔这段路缩减至令人挨饿的每天2.5戈比；而在东西伯利亚，400克黑面包的售价高达4戈比。29

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共和主义者走了8个月后终于到达了在涅尔琴斯克矿区边缘的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此时他们疾病缠身。当地医生让这30人都住进了医院。其中两个人显示出肺结核的早期症状；一个人患有结核病和性病；朱塞佩·克莱里奇的右侧腹有一处大溃疡，那是由枪伤引发的，当时医生曾从伤口处取出了一枚子弹和一片肋骨碎片。然而，这处溃疡没有任何愈合的迹象，肋骨周围都是坏疽。30

加里波第团的成员把自己看作骄傲的共和主义者系谱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可以追溯到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系谱。在西伯利亚，他们看到了一些曾参与过反对专制政权的早期起义的人物，如65岁的十二月党人伊万·戈尔巴乔夫斯基，他在1856年亚历山大二世大赦后选择留在涅尔琴斯克。这位老人与他的共和主义同道者友好相处，并建议他们以恬淡寡欲的态度忍受自己的命运：“不要愤怒和怨恨，用清醒的头脑来降伏残酷的命运。放弃执念，精神和谐，专注学术工作，对于忘记你们的脚镣的重量、不被脚镣留下特征来说，这些是最好的也是仅有的方法，这样，当脚镣最终被摘除时，你们仍旧年轻！”31

这些加里波第团成员恢复体力后，便立马成小组地被分散到涅尔琴斯克各个矿山。来自贝加莫的显赫贵族家庭的年轻人路易吉·卡罗利和法国人埃米尔·安德烈奥利被发往了距离中国边境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