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以自由的名义！”

十几千米的卡代矿山。安德烈奥利描述了他的同伴们的心理状态：


不管我们身体的病痛和我们的困窘有多么严重，它们都比不上内心的折磨，这种折磨缓慢但确实在压迫着西伯利亚苦役犯的心灵。悲哀的是一个人几乎不愿意让自己专注于某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或者精神劳动，而这种工作或劳动可以让他不去想自己过去拥有的一切、自己遥远的故乡、自己的亲人，不去想自己曾经钟爱的一切。32

加里波第团成员努力通过学习语言和当地历史来振奋精神，但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活动。当卡罗利开始执迷于对意大利和家人的想念时，他使劲让自己保持忙碌。卡罗利先是被即将实施大赦的传言支撑着，但这一传言终究没有实现，他最终陷于沮丧，而且他的健康状况开始迅速恶化。在卡代待了9个月后，卡罗利于1865年6月8日去世，他的同志们埋葬了他。被流放的共和主义者的葬礼是展示加里波第团成员之间的兄弟情谊和共同的理想主义的舞台，因此，卡罗利的同志在他的坟墓上竖起了一个十字架，上面刻着“敬献波兰流放者意大利人路易吉·卡罗利”。波兰浪漫主义画家和起义老兵阿图尔·格罗特盖把这一幕永远地定格了下来。33

涅尔琴斯克成了欧洲共和主义者最偏远的墓地，成了那些从事政治斗争（这些斗争经常让他们从欧洲大陆上的一个战场、一场革命转向另一个战场、另一场革命）的人的荒凉终点站。43岁的贵族、轻骑兵中校安德烈·克拉索夫斯基是其中的一个浪漫主义起义者，他也是卡罗利1864年在外贝加尔的难友。克拉索夫斯基生于1822年；他的父亲是阿法纳西·克拉索夫斯基，是1806—1812年的俄土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的著名将领、老兵。作为一个俄化波兰人和东正教徒，克拉索夫斯基的父亲甚至曾经是帝国陆军镇压1830年十一月起义时的一名指挥官。安德烈·克拉索夫斯基曾在圣彼得堡军事预备学校接受良好的精英教育，这是为了在禁卫军中飞黄腾达所进行的传统准备。他从小是跟俄国贵族阶层中最高等级的人一起长大的，并且在年轻时和亚历山大二世有私人交情。他通晓英语、法语、德语、瑞典语、意大利语和波兰语，年轻时曾广泛游历欧洲。在国外时，他接触到了令受过教育的欧洲青年痴迷的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观念，甚至还在伦敦见到了亚历山大·赫尔岑。克拉索夫斯基曾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勇战斗，此战结束后，他身上多处受伤，获得了一枚勇敢勋章。后来他定居基辅，结了婚，有两个孩子。克拉索夫斯基对乌克兰农民阶层的生活很感兴趣，包括他们的民俗、歌曲和风俗。1860年春，在游历意大利半岛时，他遇到了加里波第，加入了这个意大利人的志愿军，先是在西西里战役中为志愿军匿名作战，后来随志愿军进军那不勒斯。34

克拉索夫斯基在当年晚些时候回到基辅，之后参与了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初期蓬勃发展的改革派学生团体。在农奴获得解放后，乌克兰农村地区爆发了农民骚动，在此期间，克拉索夫斯基于1862年6月遭到告发、逮捕，因为他在传播一份自己给俄国士兵写的传单。他呼吁士兵们不要遵照命令去攻击暴动的农民：“你们正在被命令不要成为自己所属的人民的朋友和救助者，这些人包括你们的父亲、兄弟、姐妹和母亲。你们的军官正在命令你们为了那些劫掠可怜农民的官僚和地主的利益而杀死他们、向他们射击。”35克拉索夫斯基被指控“意图煽动下等阶层人员叛乱”。他使用“煽动性的口号以及被禁用的、无耻的、诽谤性的文字谴责政府平息农民叛乱的做法”。军事法庭在1862年10月给克拉索夫斯基定罪。他被剥夺了地位、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获得的勋章以及他的所有财产，并被判处枪决。他这样评论法庭判决：“我全心全意地感谢你。死亡现在是对我的祝福！”36

亚历山大二世将克拉索夫斯基的刑罚改为被褫夺公民权，以及在涅尔琴斯克矿区服12年苦役。1862年10月26日上午7点，克拉索夫斯基从基辅城堡走出，被带到矗立在城堡前方空地上的行刑台处。行刑者把克拉索夫斯基绑到了桩子上，然后宣读了他的判决，象征性地在这名罪犯的头上折断了一把剑。几天后，克拉索夫斯基随流放队伍向东行进，与共和主义同道者同行。一年后，1863年11月，他终于到了伊尔库茨克。他一直希望在城里与妻子团聚，因为妻子也随他前往流放地。然而，他听说妻子在途中死于斑疹伤寒。在环境脏乱、疾病肆虐的休息站经历了十五个月的痛苦折磨后，克拉索夫斯基终于在1864年2月到达了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这时的他患有结核病。37他抵达时“处于某种极端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可以做任何事”，1864年3月，他在一封写给监狱负责人哥萨克中尉拉兹吉里吉耶夫的信中这么说。妻子的离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写道：


我得知了我亲爱的妻子的死讯。我曾经幸福地同她生活了十四年。我曾热切地期盼着她的到来，将她的到来视作我凄凉处境中唯一的安慰。无论这个无法挽回的损失有多么难以承受，更艰难的是想到我那三个无人照管的孩子在最需要母亲的年纪失去了母亲。他们现在住在陌生人的家中，那些陌生人可能会对他们漠不关心，而且永远不可能替代他们的母亲……

在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的营房（“那里的条件会让最强壮、最健康的人也身体受损”）里待了一个月后，克拉索夫斯基的健康状况恶化了，他住进了医院，负责医治他的医生“不会为我的性命担保，更不用说我的健康了，如果我再次被关进监狱的话……”克拉索夫斯基继续不知所措、挑衅性地谴责沙皇俄国对他的待遇：


在19世纪，一个理性、有经验的政府的目标，不能是在罪犯已经受到惩罚之后，再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报复。因此，它不能系统性地、一步步地毁灭一个体弱多病、无权无势的老人，而且是在它已经把他驱逐到世界的边缘，一个连马志尼和加里波第都无法在这里制造任何麻烦的地方之后！它不能毁灭一个温顺、无条件地戴着当局的镣铐、没有任何造成破坏的机会的人。不能！我相信它会考虑被它定罪的这个政治犯的病痛；考虑他年轻力壮时曾为国效力二十多年；它会记住他身体不好的原因，以及他在与俄国及沙皇（为了沙皇，他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与鲜血）的敌人作战时留下的五处伤口！38

鉴于他“因为伤病而身体虚弱”，克拉索夫斯基请求在余下的苦役刑期里住在监狱外面。克拉索夫斯基的请求遭到了拒绝，但他被从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转移到了环境更为健康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监狱，苦役刑期从十二年减为八年。后来，1867年9月，他获准在“严格的监督下”住在监狱外的一所私人住宅里。39

对于久病和绝望的克拉索夫斯基来说，这样的让步来得太晚了。他一直在等着致命的寒冷退去，1868年5月20日，他最后一次奋力争取自由，骑上马出发了。他伪装成士兵，随身带着伪造的文件，计划前往与中国交界的地方，然后从那里去印度。然而，克拉索夫斯基从来没有奢望过自己会成功。他在离开之前留下了遗嘱。遗嘱以共和主义者的三重追求——“以自由、平等和神圣的兄弟情谊的名义，阿门！”——开头，结尾处是决绝的决心：“我已经决定，如果遇到不幸，我会结束自己的性命，我不会让自己活着自首。我的死亡几乎是必然的事。”40

确实，这个体弱的逃犯并没有跑多远。察觉到他逃跑后，当局派出搜查队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