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捕他，但两个星期后，他们才在距离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仅仅十七千米的地方发现他正在腐烂的尸体。此前，克拉索夫斯基冲着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他身上有一张用血书写的纸条：“我已经动身去中国了。我的机会非常渺茫。我失去了所有用来指引方向的珍贵物品。死亡比把我自己活着交给敌人要好。安·克。”他那匹饥肠辘辘的马被拴在旁边的树上。人们在搜索周围的林地时发现了克拉索夫斯基的大衣，大衣衬里里面缝了一张地图和一个通行证。41
像克拉索夫斯基这样的个人悲剧在西伯利亚各地的刑罚定居点屡见不鲜，在这里，这些波兰人的命运要比十二月党人的命运严酷得多。克拉索夫斯基对自己在西伯利亚的囚禁条件表示怀疑和愤怒，他的很多同胞也有这样的感受。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那样身心严重受挫，以至于自杀成了他们唯一的依靠。雅罗斯瓦夫·达布罗夫斯基的足智多谋实属罕见，但他对政府的反抗却并不罕见。19世纪60年代的许多波兰流放者都是出自贵族阶层的军官。他们的爱国主义在反抗圣彼得堡的起义中得到了强化，他们被流放西伯利亚让很多人对俄国抓捕者心生怨恨。大多数人由共同的语言波兰语、共同的宗教信仰天主教和共同的政治思想共和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些特征让他们有别于绝大多数西伯利亚流放者。这种团结的纽带有助于保持他们的思想信念和反叛精神，使得这些波兰人不易屈服。
一些官员开始担心新拥入的波兰起义者可能会给东西伯利亚造成混乱。伊尔库茨克省省长康斯坦丁·舍拉什尼科夫担心，监狱的设备不足意味着这些政治流放者无法被妥当监禁和监督。42然而，真正给流放行政人员构成挑战的是这些波兰人的团结、个人尊严以及对警卫和看守的权威的蔑视。这些被流放的革命者沉浸于欧洲共和主义的爱国传统中，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天赋权利，这些权利不能被剥夺，也不能被否认，哪怕是沙皇专制政权也不能。托博尔斯克省省长德斯波特-泽诺维奇在刚进入东西伯利亚的政治犯身上看到了这些品质：
我了解东西伯利亚行政管理机构中的那些人，而且我了解他们是如何对待被流放的波兰人的。士兵们一再粗暴地对待那些具有强烈人格尊严感的人，那些人若被激怒是不足为奇的。因此，我不能保证流放者不会做出某种示威。虽然他们犯有政治罪，但他们大多数时候是非常有教养的，而且任何人的忍耐都是有限的。43
德斯波特-泽诺维奇其实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
这些波兰人因对自身尊严的觉悟而变得刚强，他们抗议自己遭受的待遇，坚称国家对他们的权力是有限制的。1865年12月，赤塔地区的波兰人因抗议监狱环境而发生骚乱，士兵挥舞着刺刀才将他们制服。1866年7月，一批被判处在涅尔琴斯克服苦役的波兰人拒绝在某个星期天离开牢房去工作（一个人声称，他只会挂在刺刀上离开牢房）。至少有67名囚犯签署了一份表达不满的请愿书。他们坚持的不是写在俄国的刑事法规中的权利，而是所有人类的基本权利。此前，当局突然告诉他们，他们需要在宗教节日和星期天工作，“这是明显侵犯了我们的道德权利”。他们主张，这个指示“断然否认了所有构成每个人的尊严的一般人权和基督教权利，否认了那些因政治信念而被流放到这里服苦役的人。我们无法相信，俄国政府，作为一个欧洲的、信奉基督教的政府，会批准这样的指示”。这些囚犯指出，不仅是天主教会，东正教会也遵循十诫。“病人和体弱之人在没有足够的食物、新鲜的空气和自由的情况下被束缚着。难道这不是在残忍地颠覆所有痛苦无助的人所享有的权利吗？”这些波兰人还援引了亚历山大二世在1864年的法律改革：“现在一系列改革正在开启可以让每个人都不受虐待的公开司法程序，我们却在未经任何司法程序的情况下忍受着饥饿和镣铐……”涅尔琴斯克矿区负责人沃龙佐夫发现：“在这些囚犯的请愿书中，他们只是雄辩地解释了他们为什么拒不服从他们应得的惩罚（这是法律认定的），此外再无其他内容。”针对这些抗议，他把那些人关进了牢房里，剥夺了他们的肉类配给。44
此后不久，由于“致死的空气”，波兰流放者拒绝在涅尔琴斯克矿区新任负责人阿道夫·诺布洛赫领导下的一个矿山工作，诺布洛赫采取了极其强硬的立场。诺布洛赫亲自到访了这个矿山，下令撤走罪犯的茶炊、书籍、小提琴以及其他娱乐用品。他让人给这些囚犯戴上脚镣，把他们关在牢房里，每天只给他们供应面包和水：“我向他们许诺过，他们自己会求着我让他们回到矿井。”诺布洛赫得意地说，结果证明，他惩戒性的措施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有些囚犯“眼里噙着泪水，请求宽恕，他们解释说，他们此前是害怕在又深又窄且满是令人窒息的烟雾的矿井中失去仅余的健康”。结果皆大欢喜，这些波兰人变得较为顺从，此事将成为“他们的一个教训”45。
不过，暴动在酝酿当中。1866年2月，被流放的俄国革命者尼古拉·谢尔诺-索洛维约夫抵达叶尼塞省的坎斯克，他是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同事以及俄国革命党“土地与自由党”的共同创立者。他呼吁在东西伯利亚的所有波兰人“以真理和自由的名义”起义，反对一个共同的敌人。谢尔诺-索洛维约夫将俄国革命运动的社会主义宣传活动与波兰起义者的共和主义口号结合在了一起：“波兰人！你们为了自己的祖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你们是自由的牺牲者！你们被同样压迫着俄国人民的沙皇剥夺了一切！你们被打败，只是因为俄国人民不明白、不知道你们为何而战。团结起来，与俄国人民一起为祖国和自由而起义吧！”46
四个月后，这些波兰人确实发动了起义，但不是在涅尔琴斯克的矿山，而是在贝加尔湖岸边。由于当局无法把这些波兰人都安置在涅尔琴斯克矿区，于是把他们以工作小组的形式分散到外贝加尔各地。数百人被分配到有几十名成员的小组中，他们要沿着贝加尔湖南缘修建一条道路，每个小组只有几名士兵看守。在那里，他们吃不饱饭，受风吹雨打，还要经常遭受警卫的侮辱。471866年6月25日晚，这些波兰人对自己的境况的不满爆发成了公开的暴动。一群流放者在波兰军官纳西西斯·采林斯基和古斯塔夫·萨拉莫维奇的领导下，成功制服了警卫，夺取了他们的武器，然后往中国边界方向走去，孤注一掷地争取自由。随着起义人群向南转移且其他波兰人加入他们，这场地方性的暴动逐渐发展。共有约300名流放者加入逃跑阵营。伊尔库茨克当局下令部署2支哥萨克骑兵部队和3支步兵军队去镇压叛乱。这些波兰人疲惫不堪，营养不良，只配有少数盗来的武器，他们显然不是前来镇压他们的沙皇军队的对手。这一次，他们又在人数、武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而且他们因为如下问题出现了分歧：是跟俄国军队负隅顽抗，还是仅仅选择逃跑。6月28日，在贝加尔湖畔的米希哈村附近爆发了一场短暂但决定性的小规模战斗。起义者或投降或逃进了森林里；7人被杀。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当局追踪并逮捕了其余波兰人，将他们囚禁在伊尔库茨克。48
一个专门设立的军事法庭对他们进行了审判。近700人被控参与叛乱，几乎半数人被判犯有“武装叛乱”罪，有“动乱、暴力和谋杀”行为。7名头目被判处枪决，197人被判处终身服苦役，另有122人的刑期被延长。利奥波德·伊利亚舍维奇是其中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他对着历史法庭而不是面前的军事法庭，嘲讽了他所受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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