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以自由的名义！”

/>我将被整个俄国、整个欧洲评判。迟早，人民会对我们的行为给出他们的裁定，被你们定罪的人的鲜血会沾到你们的手上和你们的孩子的手上。历史将铭记，我们被永远留在了这里，而且我们努力争取过自由。你们真的会为这番努力而给我定罪吗？49

我们可能会夸大波兰流放者的思想凝聚力，可能会觉察出在由他们的监禁条件而触动的自然爆发背后的密谋和筹划。但是，这些波兰人的抗议和暴动不能被仅仅说成是担心待遇的表示。刚开始时对食物、住宿和工作条件的地方性不满，可以迅速获得政治控诉理由——当这种不满通过被滥用的权力、被拒绝给予的权利来表述时。因为自然权利和人格尊严是流放制度中的政治问题。抗议和逃跑都挑战了君主对那些因君主恩典才能继续存活之人发挥的无限权力。此外，这些波兰人是政治犯，而不是普通罪犯，因而他们对当局的反抗具有政治意义。有同情心的同时代人把这场发生在贝加尔湖畔的叛乱看作争取波兰主权、从俄国统治中独立出来的斗争的延续。赫尔岑的杂志《钟声》大声宣告：“彻底剿灭民族是难以实现的，即使是用世界上所有的残忍力量……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摧毁波兰……但波兰依然挺立……她从西伯利亚站起来了！她没有希望，走投无路，但她宁可选择死亡，也不选择被奴役！”50

这些起义者的声音穿越了西伯利亚边界，来到了分散在欧洲各地的波兰爱国者和共和主义者群体当中。年轻的波兰画家亚历山大·萨哈切夫斯基是不幸的路易吉·卡罗利在东西伯利亚的同伴之一。萨哈切夫斯基曾在华沙美术学院求学，后因参加叛乱被判处服20年苦役。与他的许多同胞不同，萨哈切夫斯基并没有享受到沙皇的宽赦，在最终于1883年移民到慕尼黑之前，他服满了全部刑期。回到欧洲后，他把自己的才华投入工作当中，创造了一系列叙事诗风格的浪漫主义画作（包括《告别欧洲》），这些作品将他在西伯利亚的同志的困境永恒地记录了下来。在其中一幅画中，逃亡流放者蜷缩在雪地里，乌鸦在他们头上盘旋；在另一幅画中，一个衰弱的苦役犯瘫倒在手推车上。51

有些西伯利亚的共和主义流放者不是用调色板，而是用笔讲述他们的故事。法国人安德烈奥利是和意大利人卡罗利一起被放逐到涅尔琴斯克的，但他在1866年得到赦免，并被允许返回法国。回国后，他谴责沙皇的大赦是一种玩世不恭的姿态，旨在讨好对于俄国对波兰的处置感到恐惧的欧洲国家。他的《囚禁日志》，即他在西伯利亚记录的日记，发表在有影响力的共和主义刊物《现代革命》上。安德烈奥利认为，俄国释放他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像在西伯利亚那样的监狱，那么这些监狱需要被世人遗忘；任何人都不应获准离开。俄国……应该意识到，一旦我们自由了，我们就会开口说话。”52

安德烈奥利详细介绍了休息站和监狱的恶臭、俄国把政治犯和普通罪犯混杂在一起的随意做法、妇女和儿童的困境、官员的腐败无能以及罪犯所受的残酷鞭打。他宣称，西伯利亚是一个“邪恶的国度”，一个“腐化、堕落的垃圾坑”。安德烈奥利没有批评普通百姓，他们“被无知蒙蔽，而且可能很快就会受到我们当初的待遇”。他把他的怒火直指亚历山大二世本人。作为对屈斯蒂纳侯爵于1839年对尼古拉一世的“亚洲专制主义”的控诉的呼应，安德烈奥利写道：“你让我横穿了你的帝国的广阔土地。我在那里看到了你的臣民的凄惨处境、你的官员的腐败堕落、你的专制主义酿成的可怕结果。”53

安德烈奥利认为沙皇终将恶有恶报。他把自己在卡代矿山的囚禁经历告诉了激进的社会主义记者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描述了自己在西伯利亚和那些“在那片帝国监狱警卫的土地上争取自由的人”的相识。他曾聆听过“对独立的感悟、对暴政的抗议、对沙皇的憎恶”。安德烈奥利认为，虽然被流放西伯利亚的人为数不多，但是这些沙皇政权的反抗者总有一天会得到足够的力量去打败专制政权。他回应了珀西·比希·雪莱写于1818年的诗歌《奥西曼迭斯》：


无情的沙皇，现在在你眼中只是地面上的黑点的事物，明天可能会变成可怕的飓风，把你今日的虚荣的来源全都刮走。你引以为傲的军队会倒戈相向……你的军队不会阻止革命。你和你的奉承者、宫廷艺伎都将像风中的稻草一样消失；你的宫殿和你的宝座将和那些曾经伟大的帝国一起沦为尘土。54

被流放的1863年起义者的绘画和回忆录使得他们的同志的牺牲和反抗深深地烙入了欧洲的政治想象当中。这些波兰人把西伯利亚政治化了。他们把西伯利亚不仅塑造成了一个流放和惩罚之地，还塑造成了一个反抗和斗争的舞台。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来自帝国各地的新一代激进主义者将加入这场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