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库库什金将军的军队

如果从高空俯瞰19世纪西伯利亚的泰加林，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一些人，他们背着沉重的包袱，或独自一人，或几个人一道，踉踉跄跄地向西前行。那些“驼背的人”（农民对他们的称呼）是从流放队伍、矿山、监狱和刑罚定居点里逃出来的罪犯，他们正朝着俄国欧洲部分的方向穿越森林。这些逃犯响应着迁徙的布谷鸟在春日的啼叫，利用转暖的天气、解冻的河道和茂盛的植被（可为他们提供掩护和食物），动身出发了。他们就是后来被称为“库库什金将军的军队”①中的步兵。1

逃犯的人数在讲述着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西伯利亚的罪犯被遗弃、监禁在贫穷肮脏的环境中，且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于是他们从各大监狱、工厂、定居点和矿山出逃。1838至1846年间，当局在西伯利亚逮捕了将近14000名男性逃犯和3500名女性逃犯（这些数字很可能只是在逃人数的一半）。219世纪下半叶，随着总的流放人数增加，逃跑次数也增加了。一份关于1877年东西伯利亚流放情况的政府报告写道，在伊尔库茨克省接受调查的3个地区，2万多名罪犯当中的一半已经逃跑，他们“不知所踪”3。到1898年，被分配到叶尼塞省的流放者的25%、被分配到伊尔库茨克省的流放者的40%、被分配到东西伯利亚普里莫尔斯克省的流放者的70%下落不明。专门设立的苦役劳动场所也出现了类似的大量逃亡现象。这些数字表明，到19世纪的最后25年，分散在西伯利亚的30万流放者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在逃亡，民族志学者尼古拉·亚德林采夫将这种现象称为“从东西伯利亚到乌拉尔山的永动机”4。

沙皇政府迁移到西伯利亚的不是勤劳的殖民者，而是一群群贫困、绝望的流放者。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作为乞丐在西伯利亚游荡，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作为小贼和凶暴的匪徒在西伯利亚游荡；他们的受害者是西伯利亚当地人，既包括土著居民，也包括从俄国移民过来的农民。监禁条件让逃犯们变得十分粗暴，他们对西伯利亚真正的殖民者实行了盗窃、纵火、绑架、暴力抢劫、强奸和谋杀等行为。为了寻求强大的力量和保护，他们有时会组成武装团伙，这些团伙不仅可以恐吓孤零零的村庄，还可以恐吓整个城镇。流放制度将西伯利亚变成了俄国的“狂野的东部”。

有些被称为“流浪者”（бродяга）的流放者一生过着逃跑、被抓获、蹲监狱、再逃跑的生活。流浪者绝大多数是男性，他们在俄国过着半游牧的生活，依靠慈善活动和犯罪行为维持生活。和大多数前工业社会一样，俄罗斯帝国有着丰富的移民传统和一大群移动人口，包括逃亡农民、哥萨克人、小贩、吉卜赛人、流动猎人、朝圣者、四处游历的宗派主义者、行商，以及在泰加林、草原和冻原的游牧部落。这些移动人群在俄国于16、17世纪在西伯利亚的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23年，国家将在俄国欧洲部分流浪定为犯罪行为，这是导致在随后几十年里西伯利亚流放人数骤然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1827至1846年间，近5万名流浪者构成了所有流放人数的30％。在这一时期，俄国大多数被认定为流浪者的人都是逃跑的士兵或农奴，这两个群体都给尼古拉一世所珍视的有序社会构成了直接挑战。农奴制的废除合法化了未经批准的人员流动，此后，在俄国欧洲部分因流浪而被逮捕的人数便减少了。然而，在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给了流浪生活富于希望的新生。5

当局基本没有区分那些因绝望而逃跑的不幸流放者和那些把逃跑、在西伯利亚游荡当作职业的流浪者。实际上，流浪者在流放人群中是一个单独的团体。一个流浪者会吹嘘，刑罚堡是他的“父亲”，泰加林是他的“母亲”，他的一生都在二者之间奔走。作为罪犯中的“贵族”，流浪者对监狱要塞的规则和狱中的普通囚犯“乌合之众”有一种扬扬得意的冷淡和显而易见的蔑视。因为流浪者多次逃脱，而且愿意忍受被抓获后遭到的殴打，所以他们享有某种权威和地位。6

那些从外贝加尔逃跑的人必须经过雅布洛诺夫山脉、贝加尔湖沿岸，然后抵达伊尔库茨克省。他们出发时一般有10人、20人，有时是40人；沿途的工厂和矿山的逃犯不断扩充着他们的队伍。他们绕开了城镇和乡村，尽可能地紧靠西伯利亚大驿道行走，因为它自己就可以让人避开泰加林地带的密林、沼泽地和河流。一旦他们离开了贝加尔湖地区，越来越大的逃犯队伍带来了更好的乞讨机会，但也带来了更大的被捕风险。即使在夏天，食物也很难找到，逃犯被饿死的情况并非罕见。还有些人在蹚过由于融雪而暴涨的河流时被淹死，或者完全陷进沼泽地中。许多人遭受着斑疹伤寒的折磨。他们沿西伯利亚的道路艰难行进的样子是常见的景象，而且他们的头发有时还是剃去半边的样子，他们身上穿着囚服，很多人根本没有费劲去掩饰自己的身份。7

经过伊尔库茨克省后，这些“驼背的人”将穿越叶尼塞省、绕过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边缘，然后前往托木斯克。他们踏上西西伯利亚的土地（在那里，被捕的风险更大）后，大规模的流浪者队伍开始分散成规模较小的队伍。到达托木斯克省后，有些人将北上前往阿钦斯克；另一些人则向托博尔斯克行进。根本上，几乎所有逃犯都在努力逃避抓捕和饥饿，直至走出西伯利亚。他们的目标是到达俄国欧洲部分，或者是隐瞒自己的身份，通过让自己被当作流浪者而受到相对轻的惩罚，从而改善命运。如果他们在穿越乌拉尔山之前被捕且没有被识破身份，那么他们会被判处挨鞭打、在西西伯利亚服四年苦役，这比起很多人原先的刑罚已经好太多了。到1842年，初次逃跑的处罚是被鞭打十二下，第二次逃跑被鞭打十六下，第三次逃跑被鞭打二十四下，这些现有的惩罚措施已经不足以构成威慑。圣彼得堡下令，被抓捕的苦役犯要受五十下鞭刑。即使如此，如果被捕的逃犯已经成功逃到俄国欧洲部分并且能够不被查出身份，他们只会被判处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定居点待五年。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逃跑和重被捕获的恶性循环，还有一个不断诱使着被捕的流浪者再次逃跑的刺激因素。向被捕的库库什金将军的士兵实施的残忍鞭打，被当作了为了改善命运而值得付出的代价。8

许多流放者都有多次逃跑经历。卡利纳·卡里涅茨被判处二十年苦役刑期，受过九十下鞭打。第一次逃跑被捕后，他被鞭打二十下，刑期增加十年。第二次逃跑后他再次被抓获，被鞭打四十下，他三十年的刑期又增加了十五年。他的第三次逃跑再次失败，他又被鞭打六十下，被判终身服苦役。后来他又实施了第四次逃跑，这一次，他成功假装自己是另一个苦役犯，从而“赢得了”几十下鞭打，并且“只”被判了二十年苦役刑期。他当时刚刚28岁。9

安德烈·卡列林因土匪行为和武装抢劫被判鞭打五十下以及二十年苦役刑期，他在1872年7月从一支前往西伯利亚的流放队伍中逃脱了。六个月后，他在雅罗斯拉夫尔被抓获，当时他随身带着伪造的文件和左轮手枪。在案件审理期间，他被关在乌法监狱里。他在监狱墙壁下方挖了条地道，从而再次成功逃跑，但不久后又被抓获了。这次他被判处了八十下鞭打并增加了十五年刑期。卡列林“吹嘘自己会再次逃跑”，当局则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雅罗斯拉夫尔方面曾不安地询问过，他是否到达了他在东西伯利亚外贝加尔的目的地，这几次询问揭露出，他曾试图锉断运送他的罪犯船只的窗栏潜逃，但这个逃亡计划被挫败了。流放事务部无法确定卡列林的踪迹，只能确告雅罗斯拉夫尔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