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库库什金将军的军队

叫时，他又一次感受到了青春活力，又一次憧憬着只有在人迹罕至的森林中才有的独立、自由生活，他暗自思忖，如果没有强力阻止，他“一定会去那里”。为了不让自己屈服于诱惑的声音，尤里西斯把自己绑了起来，同样，为了不让自己听见、听从布谷鸟的啼叫，这个可怜的老犯人要把自己关进监狱里。19

有些逃犯只是极其渴望回到家人身边。在几年的时间里，有一名罪犯从涅尔琴斯克逃跑了三次，但是每次的逃跑范围都超不过五千千米开外的彼尔姆省。每次被捕后，他都会遭受鞭刑，被送回矿山，苦役刑期延长。然而第四次，他成功到达了雅罗斯拉夫尔附近他出生的村庄，并成功说服妻子跟随他去西伯利亚。这对夫妇主动来到了地方当局处；丈夫承认自己是逃犯，妻子则宣称自己想跟丈夫回涅尔琴斯克。十一个月后，这名罪犯得到了新的判决：鞭打六十下和非常长的苦役刑期。他再次被向东逐去，但是在经过八年的斗争后，这一次他终于有妻儿相伴。20

有位涅尔琴斯克官员说过，来自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流放者会为了呼吸“家乡山间的空气”而选择逃跑，然后再返回西伯利亚。看看家乡的愿望可以让流放者发狂，亚德林采夫发现：


有朝一日回到家乡的热切愿望成了一个流放者的生活目标，这种愿望一刻都不曾远离，无论他遭受着怎样的审判和痛苦。在流放定居点忍饥挨饿时，他向往着家乡；在逃跑途中，他饥肠辘辘地躺在灌木丛下时，这种愿望鼓励着他；被抓获后，他在漫漫长夜中躺在木板床铺上，酝酿着新的逃跑计划，此时他用家的念想安慰着自己……离开家乡是流放者忍受精神折磨的来源，也是他不断逃跑的原因。21

即使是那些在定居点待了四十年的定居流放者，也会在迟暮之年突然不惜一切地奋力争取在死前再看一眼自己的家乡。22

逃跑也给了逃犯一次“试试自己的运气”的机会。大量朝圣者、商人和旅客在西伯利亚各地活动，这为想完全遮掩自己的监狱过往的逃亡流放者提供了各种伪装。23在托博尔斯克，一个逃亡的流放者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圣愚”，即被他人认为有智慧、有远见的宗教人士。他留着长发，这样就可以遮掩起会泄露身份的烙印，他还特别不讲究个人卫生，这样就可以阻止该镇居民过于靠近自己。他一直享受着市民的接济，直到一些眼尖的当地人注意到他脸上已变得模糊的烙印，最终揭发了他。另有一名逃犯把自己伪装成一名土耳其海军军官。他在托博尔斯克借了一大笔钱，接下来又去安享着托木斯克富裕居民的殷勤接待，直至最后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身份暴露。19世纪50年代，两位流放者像在果戈理的小说中一样，伪装成政府巡视员，他们带着伪造的文件出行，令地方官员深感恐惧。24

如果逃犯既没有文件，也没有能让自己伪装成非流放者的必要表演技能，那么在他们被捕或自首时，他们会声称自己是某个他们所知道的刑罚轻于自己的流放者。来自矿山和工厂的逃亡苦役犯会声称自己之前是被流放到定居点的，那些被判处永久定居的人则会声称自己是刑期五年的行政流放者。来自东西伯利亚的逃犯会声称自己之前是被流放到西西伯利亚的。逃犯利用了国家记录方面普遍存在的混乱，完全可以指望着在自己的案件调查期间在监狱或刑罚定居点滞留数月，这段时间足以让他们再次逃跑。25

被抓获的流浪者的最后一道救生索是拒绝透露自己的身份。很多人会起“伊万·无人知晓”或“伊万·我不记得”之类的绰号。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中有个角色名为沙普金，这名罪犯高兴地回忆起与一名县警察局长交涉的经历，当时这名警官想要确认他和几名同伴的身份。当有人要他出示证件时，沙普金回答说自己没有任何证件；他和他的同伴们都是“在库库什金将军家服役”：


县警察局长便直接来问我：“你是什么人？”……我说的和大伙儿说的都一样：“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大人，全都忘记了。”

……又问另一个人：“你是谁？”

“撒腿就跑，大人。”

“你的名字叫撒腿就跑？”

“这就是我的名字，大人。”

“嘿，好吧，你是撒腿就跑，你呢？”这自然是在问第三个人了。

“而我跟着他，大人。”

“我是问你叫什么名字？”

“就这么叫呀：而我跟着他，大人。”

“混蛋，是谁给你起了这么个名字？”

“是一些好人起的，大人。当然啦，世上是有好人的，大人。”

“这些好人都是谁呀？”

“我想不大起来了，大人，您大人大量，就饶了我吧。”26

流浪者会深思熟虑、无所顾忌地去妨碍当局确定他们的身份，他们的方法是采用假名。“伊万·我不记得”人数激增，他们出现在西伯利亚的每个流放定居点和刑罚殖民地。亚德林采夫在一个监狱要塞里碰到了不少于四十个这样的人。卡拉刑罚定居点的监狱医生弗拉基米尔·科科索夫发现监狱里有几百个叫“伊万·我不记得”或者其变体的流浪者。27

至19世纪中期，在西伯利亚被捕的流浪者的人数让国家无力依法惩罚他们所有人。监狱和苦役场所里充满了正在服刑但身份不明的流浪者。国家无力处置他们，这使得刑罚变得非常宽仁，而这种情况只会增加逃跑的动机，司法大臣维克多·帕宁恼怒地说：


监狱里的流浪者人数增长得太快，我们很快就不能容纳更多流浪者了。西西伯利亚的监狱要塞已经人满为患。结果，流浪者……知道，由于他们人数太多，刑罚营没有容纳他们的地方了，他们最多被桦树条鞭打并被流放到定居点。28

西伯利亚当局与这种捏造、借用或盗用身份的混乱现象斗争了几十年，但以失败告终，于是1895年，当局决定把所有拒绝表露身份的流浪者放逐到萨哈林岛上的定居点，当时，萨哈林岛在西伯利亚流放者当中有着令人生畏的声名。萨哈林岛的威胁确实是个有用的备忘录，一份报告讽刺地说道：“从那时起，他们的人数开始减少，很多人开始想起自己的名字。”29

政府也在努力与非法买卖身份的行为斗争，设法让罪犯们在外表上保持特色，这样就能使他们更难逃跑，抓捕他们时更加容易。从1824年起，所有在流放队伍中的男性和非贵族苦役犯都要在出发前被剃去一半头发，而且不能穿自己的衣服（但官员经常抱怨，这些规定总是被无视）。30

同时，打烙印是将罪犯的身份刻在他们的身体上。在苦役犯被放逐前，国家会在公开仪式上撕破他们的鼻孔，直到1817年，这种处罚方式才因为其残忍性遭到禁止。17世纪，行刑者会用滚烫的烙铁灼烧罪犯的皮肤；但在彼得大帝在位时期，这种做法改为用墨水打烙印，而不是用高温。烙印是苦役犯的耻辱和放逐状态的标志，是表明其身份的一种手段。打烙印的工具由铁模具构成，模具上带有组成字母形状的针。它们刺入皮肤，接着，火药被揉入伤口，从而留下了一道永久的痕迹。随着时间推移，烙印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但最初的烙印是由字母“B-O-P”（发音为“V-O-R”）组成，代表俄语中的“小偷”，刻在犯人的前额和两颊上。1845年，新的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