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库库什金将军的军队

典下令将这些字母替换为“K-A-T”，代表“苦役犯”。正如一位当时的法学家所说，烙印“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惩罚，而是一种预防性措施”。它们用来防止流放者混入普通百姓当中，使得侦查、捕获和惩罚逃犯更容易。1840年，国务会议责令西伯利亚各省省长给所有逃跑的流放者打上适当的烙印，烙印因省而异，这样有利于辨识逃犯的来源地，或至少是逃犯最近被捕获的地方。31

与此同时，官员越来越担心这些烙印不够持久耐用，随着时间流逝，烙印在逐渐消退。1842年，内政部要求帝国医药委员会研制一种新染料，“使罪犯难以甚至不可能去除自己的烙印”。医药委员会考虑了各种替代染料，在罪犯和狗的身上进行了试验，但因为成本问题而放弃了大多数染料。医药委员会曾一度决定放弃使用火药，改用混有亚麻籽或大麻籽油的荷兰烟灰。经过两年的试验后，医药委员会未能取得显著改善的结果：“无论用哪种方法在罪犯皮肤上打烙印，如果这些烙印没有深入皮肤里，那么通过让皮肤溃烂，这些烙印都可能去除，因此，鉴于我们现在的科学发展水平，并没有一种东西能永久地在罪犯身上留下烙印。”32

他们是对的。逃亡的流放者非常想弄掉让自己与众不同的烙印，用罪犯的话来说，他们是“被打上烙印的马”。烙印极有可能显示出他们原来所处的状态，使他们无法伪装成无罪的朝圣者，甚至不能伪装成不是苦役犯的定居者。有些人会使用极端的手段：他们会用有毒植物、硫酸、斑蝥、发泡硬膏、硝酸银和烙铁来毁去烙印。或者，他们会切开烙印，让伤口溃烂几个月，从而使腐烂的肉清除所有的染料痕迹。有些人甚至在自己身上注射梅毒。但是，这些痛苦的自残并不总是能够遮掩他们的身份，因为被逮捕的逃犯是因为他们的疤痕被判刑，就像因为烙印一样。有些人有多个烙印，这证明了他们对自由的无限热情。亚德林采夫遇到过一个年迈的流浪者，他的身体就是一份关于不断逃跑、被抓的真实文件：“他的背上有鞭刑和夹道鞭笞刑罚的痕迹，他的臀部有桦树条和鞭子鞭打的疤痕。他的背上、手上和脸上都有烙印。他像耙子一样瘦，拄着拐杖走路，皮肤泛黄，脸颊凹陷。”33

实际上，打烙印、鞭打、戴镣铐和增加严苛的刑罚几乎并没有阻止得了大批逃亡流放者。虽然1822年的《流放者章程》规定监督流放定居者是托博尔斯克流放事务部的责任，但实际上该事务部的令状根本没有下达到西伯利亚偏远省份的各个村庄。当地法务官员人员短缺且负担着过重的行政责任，为了检查自己所辖的地区，他们必须走上五百至一千千米。某位官员曾经抗议：“他们根本不可能直接监督这些流放者。”事实上，国家甚至不能妥善地保护自己的政府机关。1873年，伊希姆地区的农业行政大楼发生盗窃事件；合同文件、印章和钱财遭窃。守卫大楼的一名退役士兵和一名流放定居者在睡梦中被人用棍棒打死。34

许多逃犯最终被抓到了，但在此之前，他们已经犯下了种种罪行，并牵制了国家的很多兵力。有一起谋杀事件极其引人注目或者说恐怖，当局因此决定定期搜查西伯利亚的城镇，他们抓住的流浪者数目惊人。在1866年鄂木斯克的一起谋杀事件后，政府在一个星期内逮捕了一百八十名流浪者。托木斯克省省长在1875年的某天上午在他的省府里进行了一次这样的围捕，抓获了不少于八百名流浪者。35

托木斯克省是个从东西伯利亚向西逃走的通道。多达三千名流浪者会在托木斯克省的村庄过冬，等到春季再重新上路。由于托木斯克城地处中心位置，且该城警察部门办事不力，因而亚德林采夫说，在19世纪60年代的一段时间，它是“流放者的一个中间休息地带，像个巨大的客栈，而城里的后街则如同巨大的市集”36。到19世纪90年代，为流浪者设立的半官方避难所在西伯利亚城镇开办了起来。这些避难所由私人捐助者建设，至少是得到了当局的默许，它们在努力缓解着大批流浪者给城镇居民带来的压力。一份官方报告描述了商人什克若耶夫是如何在叶尼塞省坎斯克的郊区设立了一个这样的避难所的，在19世纪90年代，这个城镇“充满了流浪者”。避难所里面的条件完全是一番困苦的景象：一百多人挤在两个小房间里，他们懒洋洋地躺在木板床和地面上，这样一来，甚至清点他们的人数都是不可能的。其中一半人“完全赤裸”，另一半人“衣衫褴褛”。小屋里回响着“呻吟声、不停的咳嗽声、喷嚏声和急切的说话声”，而且“里面的气味非常难闻”。大多数人把自己的救济品和衣服都换了酒喝光了，他们“把极度贫困和道德崩溃的综合影响展现到了超乎想象的程度”37。

这样的避难所之所以能被容许存在，部分是因为当局根本没有必要的监狱设施来关押所有这些过剩的流动人口。西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卡兹纳科夫在1874年承认：“流浪者人数太多，让他们全都处于看守下是不可能的，当局不得不正式命令各个地区“停止迫害流浪者”。弗拉基米尔·索洛古布伯爵是19世纪70年代监狱改革委员会的主席，他承认政府确实无能为力：“少数不逃跑的流放者是那些没有逃跑意愿的流放者。”38

国家在控制流放者方面的主要盟友是冬天。冬天就像赫然耸立在西伯利亚大陆上的巨大的刻耳柏洛斯（冥府守门狗），它是逃犯向西行进的最大障碍。如果说布谷鸟在春天的啼叫预示着流放者季节性的大规模逃跑的开始，那么第一次秋日霜降就标志着逃跑突然而且经常是致命的停止。那些没能成功在城镇和乡村用假身份安顿下来的人通常会选择回到安全的监狱要塞。有经验的流浪者会出现在门口，宣称自己是“伊万·我不记得”，然后接受鞭打，这是躲避冬天的代价。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健步如飞，还有不少人在泰加林里迷路了。西伯利亚令人无法视物的冬日暴风雪（пурга）——大风雪和呼啸的狂风，还伴有骤然下降的温度——可能会在几分钟之内倏地到来，且有着致命的后果。有群逃犯在巴尔瑙尔附近遇到了暴风雪：有些人跑在前头，并成功在一个村庄避难；但他们的六个同伴迷路了，最后被冻死。每年春天，冬雪消融后，散布在林中的冰冷的流浪者尸体就显露了出来。逃离外贝加尔的逃犯群体有时会试着利用贝加尔湖湖面上的厚厚冰层，以免绕着河岸线转上数千千米。然而如果他们在贝加尔湖冰面上行走，在遇到冬日暴风雪时是无处躲避的，这些人有时会抱在一起被冻死。39

有些西伯利亚官员若无其事地看待从流放村庄和刑罚定居点出逃的数千名逃犯。一名官员跟英国记者埃德蒙·诺布尔说：“西伯利亚是一座巨大的监狱。罪犯待在哪个牢房里并不太重要。要紧的事——而且这件事我们做得相当成功——是防止罪犯越过西伯利亚的围墙。”西西伯利亚的另一名高级官员宣称：“让他们逃跑吧！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可能翻过乌拉尔山。”这样的自信被错付了。40

1827至1846年间，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15.5万人当中，18500人曾从西伯利亚逃跑且在逃到俄国欧洲部分后才再一次被抓获。每年到达俄国欧洲部分的逃犯人数为400到1400人之间。在19世纪，公路、水路和铁路打通了西伯利亚更偏远的地方。西伯利亚的农民殖民者供养着成群向西行进的寄生流浪者。与此同时，警方正在逮捕越来越多越过乌拉尔山，到达俄国城镇的西伯利亚流浪者。俄国欧洲部分和高加索地区的各个省长在抱怨自己辖区内存在大量流放者，这些人正从西伯利亚返乡，“对该省的安宁和安全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