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库库什金将军的军队

了威胁”41。1877年的一份政府对流放制度的调查提出，有人认为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清除了俄国欧洲部分的罪犯，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这份报告坦言：“今日俄国欧洲部分的流浪者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流放制度。”流浪者对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财政部门不得不为放逐同一个流放者出两三次钱。到1878年，在2.8万名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流放者——每人需花费约300卢布——当中，有1000人是被送回他们原来的流放地的逃犯。42

逃离流放定居点和苦役场所的流浪者和逃犯不愿接受国家在其西伯利亚刑罚殖民规划中为他们指派的角色。然而，逃亡流放者的真正破坏力量，在于他们向西伯利亚的实际殖民者——西伯利亚农民——实施乞讨、偷窃和暴力犯罪而造成的困扰。每一个乞讨救济品、盗走牲畜、偷取农场里的工具的贫穷而绝望的流浪者，都是在耗损西伯利亚的发展所仰仗的殖民者的资源。

有些流浪者并不作恶，甚至常常沦为西伯利亚农民的欺压对象。这些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人乞求村民的施舍，作为流动工人在农场工作。他们不受任何法律保护，易受不讲道德的农民剥削。农场主经常欺骗他们，如果他们提出反对意见，农场主就威胁要向当局告发他们。有些人甚至会为了不给流浪者发工钱就把他们杀死。43

然而，数千名西伯利亚流浪者实施了犯罪行为，而且往往是非常暴力的犯罪行为。44事实上，到19世纪下半叶，抢劫、谋杀和强奸现象在西伯利亚横行。尽管愤怒的农民只上报了实际发生的罪行的少部分，但是这些数据却描绘出了一幅各个地区遭受侵袭的图景。1876年，托博尔斯克省和托木斯克省有大约2850起上报的犯罪行为，其中56％是抢劫罪行，8％是谋杀罪行。在此前的五年里，这两个省共抓捕了8000名流浪者。西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卡兹纳科夫在1877年说道：“少有哪个位于返回俄国的道路上的村庄免于被窃，少有哪个城镇免遭最可怕的暴行，少有哪条道路没有散布着尸体。” 1899年6月，伊尔库茨克省谢拉古尔村的一户人家被灭门；3个月后，在同一个村庄，一个被流放的定居者为了抢夺两姐妹省下的一小笔钱而割破了她们的喉咙。有时，犯罪的动机不是钱，而是伏特加。1872年，两个流放者杀死了托木斯克省的一个酒保，因为他拒不让他们赊账。45

农民有时能成功保护自己的家庭不受暴力袭击。切尔克斯人詹杰米若夫是个著名的强盗，他因抢劫邮政马车已经在监狱里关过四年。出狱后他又犯下了一连串武装抢劫和谋杀案，最后遭到逮捕，被判处流放雅库茨克地区。然而他逃跑了。1898年12月28日晚上，他和两名同伙试图抢劫富裕的流放定居者伊兹布什金的家。他们偷偷潜入屋里，开枪打死了一个工人，然后刺伤了伊兹布什金并袭击了他的妻子。但是伊兹布什金13岁的儿子冲过去保护自己的母亲，用步枪和霰弹猎枪向袭击者开枪，杀死了詹杰米若夫和他的一个同伙。另一个行凶者空手而逃。46

西伯利亚新闻界充斥着盗窃和骇人的谋杀故事，在这些案件中，如果行凶者落网，人们就会发现他们差不多都是被流放的罪犯。伊尔库茨克的周报《西伯利亚》报道，在1875年的头六个月里，叶尼塞省有六个教堂被盗，一名教堂司事被杀。1875年6月在托博尔斯克，退休地方官员布尔杜科夫和他20岁的受监护人被勒死在床上。《西伯利亚》声称，在1877年的头六个月里，托木斯克城有不少于二十八起谋杀和武装抢劫案件以及“无数起盗窃案，日夜均有发生”。现在“甚至在傍晚上街都很危险：有时，夜间猎手会骑着马在街上转悠，他们带着钩子和套索，可以把居民的毛皮大衣和帽子钩走。这还不算什么！抢劫行为不仅发生在街道上，匪徒也不仅是按照常规方式通过门窗进入居民家中，甚至还通过挖隧道从地下进入！”伊尔库茨克省的巴拉甘斯克小镇总人口不超过五千人，但在1887年却发生了六十七起谋杀案。西伯利亚的农村警力人员不足、训练不到位且腐败盛行，因此无法遏制犯罪浪潮。无数谋杀案成为悬案。47

然而，无论西伯利亚城镇的警力如何不足，他们至少还是提供了些许保护。在广阔的西伯利亚荒野，没有任何防御手段可以用来对抗精心筹备、残忍无情的致命攻击。1845年6月，四名流浪者在叶尼塞斯克附近的森林中追踪并谋杀了一整支金矿勘探队伍，以抢劫这个考察队的领导者——商人瓦西里·叶林。在某个伊万·无人知晓的领导下，这些逃亡的流放者用假身份加入了这个勘探队，然后他们等待机会，一直等到勘探队分散成几支更小的搜寻队伍。在叶林、他的三名管事和他们的八名雇员进入林中人迹罕至之处时，这些流放者堵截住了他们。由于一名同伴的出卖，其中三名流放者试图沿着叶尼塞河而下，以逃离犯罪现场。地方治安官以及一群武装的哥萨克人和农民实施了追捕，他们沿河向下游追了逃犯五天五夜，其间不时地发生交火，那位无人知晓的大腿被枪打伤了。最后，罪犯的船被炮火打穿，由于睡眠不足，他们疲惫不堪，于是缴械投降。他们被送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刑罚堡，每个人都被判处受夹道鞭笞刑罚（由一千名士兵行刑）三至五次，被打烙印，而且要终身服苦役。48

商队——西伯利亚商业的生命线——在沿着西伯利亚的荒凉道路穿过密林时，极其容易受到袭击。1875年8月，在叶尼塞省的米努辛斯克附近，人们在路旁发现了两个为当地贵族送酒的农民的尸体，他们的头骨被打穿了。有组织的强盗会在路上伏击整支的商队，抢夺他们的钱财，一名记者报道：“他们会动用最可怕的酷刑，用上斧子柄、针、钉子、火和刀子。”在一起案件中，他们用马车车轮压碎了儿童和婴儿的头部，屠杀了成年人。这样的拦路强盗在伊尔库茨克和托木斯克之间的西伯利亚大驿道上十分活跃，因此，1886年，为增加击退强盗的机会，马车夫开始全副武装并且多人集体出行。几个最危险的路段不得不由哥萨克骑兵巡逻守护。49

一些流浪者大胆而残酷的行为让他们成为当时的传奇，这些故事鼓舞着其他数千名准备逃跑的流放者。民族志学者马克西莫夫描述过一个这样的罪犯，这个名叫科列涅夫的人既是个“积习难改的杀人者”，也是“追随他的流放者效仿的榜样”。他的故事在西伯利亚的刑罚堡和监狱中十分出名，而且被人铭记，甚至在他死后还被称颂。斯韦特洛夫原是由流放者转换而成的流浪者，以体力好闻名，现在他成了一个令托木斯克省畏惧的强盗团伙的头目。据说斯韦特洛夫在处置劫掠品时十分慷慨大方，还会把它们分发给路过的流浪者。索哈特是曾经在贝加尔湖上袭击商船的海盗船的船长；在色楞格河河口处的一个岛上举办一年一度的切尔托夫金斯克市集时，他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抢劫。19世纪末，著名强盗头目的名字仍然出现在西伯利亚的民间传说中。50

俄罗斯帝国的农民文化是非常暴力的；那些违反支配着村庄生活的公社法规的人可能会遭到羞辱和残酷殴打。即使如此，在西伯利亚的犯罪行为也因其野蛮性而十分突出。民族志学者亚德林采夫解释，大多数谋杀案和武装抢劫案都是由苦役犯犯下的：“苦役当然积聚起了会继续作案的杀人者，但是我们的苦役劳动场所也引出了人们的残酷、愤懑和野蛮。苦役犯遭受着身体折磨、苦难和虐待，自然失去了所有文雅、符合人性的情感。”西伯利亚的许多杀人者确实十分暴虐。1873年10月5日，一名伊尔库茨克商人的寡妇、她的女儿、她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