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库库什金将军的军队

看门人和一名布里亚特仆人均被杀死，他们的尸体被扔进了安加拉河。凶手还袭击了她们年轻的厨师，他们强奸、折磨、勒杀她，最后把她留在那里等死。不可思议的是，她活了下来，而且能指认出行凶者——三个流放定居者和三个流浪者。在审判期间，他们对几名受害者满不在乎，后来他们被处以绞刑。同年，一名年轻的女仆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女子高中失踪了。在她失踪后不久，人们发现了一些可怕的人类遗骸：先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头部，然后是被一条狗拖着的一节断臂，最后是受害者的躯干（已被严重损毁，乳房被切掉，生殖器被野蛮地残害）。嫌疑人是一个学校看门人和一个当地政府部门的职员，他们都和这个女孩在同一时间失踪。当他们二人最终被捕并且定罪时，调查显示出他们都是用假身份生活的逃犯。51

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性侵害很普遍。流浪者会在农场持刀绑架妇女；很多妇女遭到轮奸，后被杀死。亚德林采夫写道，有两个流浪者就谁应该占有一个被他们绑架来的妇女产生了分歧，便把她丢弃在了森林里。这名妇女被发现时“身体赤裸，被用她的辫子绑在树上；她的整个身体已遭蚊子和马蝇吞食，她的皮肉已经肿胀；她口吐白沫，没有意识，勉强算是活着”。1894年，伊尔库茨克遭一群匪徒烦扰，他们会在暮色中乘坐马拉雪橇进入城镇，用套索抓住无辜的路人，将其带到城外，劫掠他们。这帮行凶者曾带走一个年轻的女孩，把她强奸后，将她浑身赤裸地丢弃在城外的雪地里。伊尔库茨克部署了更强大的巡逻队，但无法逮捕这些罪犯，因为他们似乎总是比当局抢先一步。后来，当局对一所离省长宅邸不远的空置房子实施了突袭，一群流放者在此处被捕，此后流浪者发起的攻击才停止。52

鉴于这种罪案频发的现象，西伯利亚成为俄国的“狂野的东部”的代名词是不足为奇的。“叶尼塞斯克及其周边地区发生了次数空前的谋杀、盗窃和武装抢劫事件。”广受欢迎的《圣彼得堡新闻》的一位通讯记者于1871年向震惊的首都读者报道。“日落后，城中没有人敢冒险出门。那里就像19世纪40年代的布哈尔或车臣。”53这样的评论不仅仅是新闻工作者的夸张说法。1900年发表的一份官方报告谴责了政府的双重标准和不讲道义——政府把罪犯放逐到西伯利亚，随后又对他们在那里造成的严重破坏视而不见：


流放者犯下的罪行不同寻常，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令人震惊的狡猾、令人毛骨悚然的残忍和在惩罚面前的无所畏惧……几乎所有这些罪行，如果它们是在俄国欧洲部分犯下的，便会引起全国性的轰动，而且读者大众会谈论很长一段时间，但在西伯利亚，它们在众多类似“事件”中被人忽视了，完全没有被注意到……未得雪耻的受害者遗体不会也无法令任何人不安：这些只不过是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结出的恶果，而且地方当局对此也是无能为力。54

随着流浪者人数在19世纪下半叶不断增加，他们对西伯利亚农民阶层提出的要求也不断增加。乞讨和偷窃，更不用说更暴力的罪行，损坏了向过路的流浪者提供避难所、食物和救济品的固有传统。农民的善举似乎越来越不是出于怜悯和慷慨，而是出于担心：一旦凶恶的流浪者不能得其所愿，便会实施盗窃或纵火。卡兹纳科夫总督在1877年说：“曾经有一段时期，当地人会同情流放者，称他们为‘不幸的人’。如今，那段时期已经过去了……”受惊的西西伯利亚居民“害怕纵火和报复行为，便会在晚上为怨愤的流浪者留下食物，并在面对无法无天的报复，甚至是动用私刑的暴民时，想方设法地保护自己”55。

政府无法独自应对那些在西伯利亚四处作案的流浪者，便在事实上长期无视流放者被杀的现象，甚至试图让农民进行那些有时类似于不激烈内战的活动。早在1813年，西伯利亚总督伊万·佩斯捷利就向圣彼得堡施压：对于处理四处劫掠的逃亡流放者问题的当地人，他请求圣彼得堡确保他们不会受到制裁。政府的回应是一项规定：农民、土著部落、部队和其他追捕逃亡流放者的个人“如果生命陷于危险，就应像对待重要的国家罪犯一样对待逃亡流放者。那些协助国家的人应该放心，如果他们用极端手段对付逃跑的流放者，他们不会受到责难”56。这项规定无异于一张杀戮许可证和一份自由捕猎西伯利亚流浪者的宣言。

农民和土著民族有时确实会向流浪者宣战。盗窃牲畜和农具的行为会让农民家庭陷入彻底的贫困，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报复十分残忍。被抓的盗贼要遭受残暴且常常是致死的公开殴打。一群农民抓到一个偷马的罪犯后，把七根木针插入了罪犯的脚后跟，然后由着他爬进森林里。几年后，这个人的腿上仍有疤痕，之前那些针从疤痕处伸出了他的小腿。571879年，几个布里亚特人在伊尔库茨克郊外的某个村庄里捕获了两个流浪者，在一个农场院子里脱去了流浪者的衣服，然后用皮鞭把他们打到奄奄一息。随后，他们把这两个伤痕累累的人扔到他们自己的马车上，驱着他们的马朝伊尔库茨克方向跑去。其中一人在快到城镇时终于恢复意识，发现已经死去的同伴躺在自己身边。在马林斯克地区，农民抓住了一个偷盗他们的马匹的流放者，随后把玻璃碴儿塞进他的眼睛里，讥讽地说他再也找不到去他们的村子的路了。1884年，伊希姆城外科医生对仅仅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内被农民杀死的逃亡流放者，进行了不少于两百次验尸。58

流浪者用自己的复仇行动实施了报复，其中，纵火是一种他们偏爱的武器。在1879年10月的两个大风天，在托博尔斯克郊区的同一座村庄，村里的房屋被放了火。村民的警惕性阻止了可能会吞噬整个定居点的大火。1898年，另一个涉嫌帮助当局追捕在附近的逃亡流放者的村庄遭到纵火报复。六十四个农庄被完全烧毁。59

当局不仅对谋杀流浪者的现象视而不见，还正式为每个被抓获的逃犯——无论是死是活——支付三卢布的赏金。西伯利亚农民和本地人在追捕这样的人类猎物时几乎没有丝毫内疚，追逐赏金的活动发展成一个家庭式工业。根据一个流行说法，“一只松鼠的皮毛值五戈比，但你会因为一个‘驼背的人’拿到五十戈比”。西伯利亚有一些地区“因屠杀流浪者闻名”。在伊尔库茨克省的上连斯克地区，每年都会发现大约六十名逃亡流放者的尸体，其中大多数人是被农民杀死的。有些农民赢得了英勇无畏的赏金猎人的名声。一个名叫比特科夫的人沿着安加拉河做他的营生，专门从岸边向乘坐筏子顺流而下的流浪者开枪。杀死流浪者的农民当中有达到60岁的，甚至90岁的。据说有一名农民向当局送去了一百名被捕的流浪者，其中有一半在送去时已经死亡。东西伯利亚的吉利亚克人和布里亚特人是尤为有技能、冷酷无情的赏金猎人，他们专门跟踪、攻击和杀死西伯利亚道路上有组织的流浪者团伙。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德米特里·扎瓦利申说道，如果农民阶层没有以这种方式除去这么多流放者，西伯利亚将永远无法应对所有这些人。60

然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西伯利亚已经不堪重负。西西伯利亚总督卡兹纳科夫指出，1877年，有流放者的地区的犯罪率比没有流放者的地区高出五倍：“流放者因为艰难困苦的环境、休戚相关的利益而联合在了一起，他们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个覆盖西伯利亚各地的联盟，这个联盟秘密对抗着普通百姓。”61其他人也采用了相同的比喻。《西伯利亚公报》悲叹：


西伯利亚城镇一直被从帝国各地送过来的各种人渣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