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萨哈林岛_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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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没能建立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刑罚殖民地，萨哈林岛的流放人口中极低的生育率证明了这一点，这里的生育率甚至不及俄国欧洲部分的一半。对于萨哈林岛上的母亲来说，孩子常常只不过是“又一张需要吃饭的嘴”。契诃夫观察到：“每个新生儿的诞生都不会得到家庭成员的热切欢迎。他们不会在摇篮边哼唱摇篮曲，而只会说出不祥的悲叹。父母会说，没有什么食物可以喂养孩子，孩子在萨哈林岛上永远学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仁慈的上帝尽快把他们带走，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68

流放人口数量只是因为一年一度新拥入的罪犯而增加。流放者的苦役刑期期满之后会被释放到定居点，此时他们资源不足，身处恶劣、不适于居住的气候条件中。定居者要开发原始的泰加林、建立可持续运作的农庄，这样的任务远比服苦役困难得多。萨哈林岛的“非自愿殖民者”孤单、贫穷、欠国家债务、配备的工具粗制滥造，他们辛苦地劳作却没有什么成果，最后陷入了极度的贫困当中。多罗舍维奇运用一名记者对精炼的词语的掌控力，编出了一句警句：“苦役结束时，即苦役开始时。”69

如果萨哈林岛上的罪犯像流放定居者一样承受住了种种苦难，像在西伯利亚的其他地方一样，他们就能跻身西伯利亚农民之列。政府起先决定，这些改过自新的流放者可以返回大陆，居住在东西伯利亚的城市外面。如非必要，流放定居者一天也不想多待在萨哈林岛上。一个人宣称：“上帝不允许我们被留在萨哈林岛上！即使他们活埋我，我也不想留下来！”另一人则抱有“至少死在大陆上”的志向。为了止住流放者离开的大潮，政府在1880年撤回了允许返回大陆的权利，迫使他们在岛上从事农业活动，直到他们还清了自己欠下的国家补贴。从1894年起，当这种限制被取消后，返回俄国的人数每年都在猛增，从1894年的220人到1898年的2000人。仅在1899年，萨哈林岛上就有760个农场被遗弃了，总监狱管理局承认这是一场定居者和农民的“大规模迁移”70。

契诃夫在1890年10月离开了萨哈林，“带着许多不愉快的回忆……现在我能够细细回顾它，萨哈林岛对于我来说就像一座地狱”。契诃夫记述萨哈林之行的文字的出版引发了一场严峻的社会丑闻，政府因而成立了一个秘密委员会，讨论刑罚殖民地的未来并对该岛的情况发起一系列调查。71随着道德败坏、性剥削和家庭腐化的证据不断涌现出来，西伯利亚管理者放弃了萨哈林岛用来改造罪犯或用来安置一批稳定的人口的说辞。帕杜布斯基医生详细记述了岛上妇女和儿童的情况，这番介绍经总监狱管理局和关爱苦役犯家庭协会的讨论后，于1899年5月转交给了司法大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一个侍女甚至把一份帕杜布斯基医生的报告送到了在圣彼得堡的尼古拉二世手中。当这位医生的调查结果于世纪之交在著名的法律周刊《权利》和官方的《监狱先驱》上发表时，这些调查结果也进入了公共视野。萨哈林岛的家庭根本不是繁荣、勤勉的流放定居者社区的基石，而是成了刑罚殖民地的贫困和道德沦丧的一个象征。在某种意义上，萨哈林岛上的肮脏戏剧的真正反派人物甚至不是那些让妻女从事性交易的冷眼罪犯，而是沙皇当局，他们没有妥善管理好自己所负责的流放者。萨哈林岛使沙皇专制政权非常难堪，而且用奇异的方式讽刺了国家企图在西伯利亚将刑罚计划和殖民计划结合为一个整体的抱负。72

然而，惯性仍在圣彼得堡占支配地位。许多官员坚持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管理和资金方面的问题，而不是惩罚与殖民工作之间的根本性冲突。萨洛蒙在1898年访问该岛时试图发出积极的论调，但他不得不去消除关于该刑罚殖民地即将关闭的传言。他向萨哈林岛上的官员保证，一个自1879年以来已经投入了超过两千万卢布的项目，不会简单地就被放弃了。岛上的缺点“需要通过辛勤的工作来解决”，但是萨洛蒙承认，情势给人们留下了“不良的印象”73。

回到圣彼得堡以后，萨洛蒙退休了，现在可以更自由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于是他开始严词抨击萨哈林岛存在着家庭腐化和堕落的不堪现实。监狱是破坏性的，“不仅是对道德上易受影响的人来说是这样”，对于那些原来的罪行“是纯粹常规性质的”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比如违反军纪的人。岛上仅有的真正的行当是赌博、伏特加和卖淫。他总结道：“在萨哈林岛刑罚殖民地，改造是毫无疑问的。”74

政府在萨哈林岛注定失败的实验最终结束了，结束的原因不是圣彼得堡方面改变了心意，而是因为日本海军力量的优势地位。日本在19世纪下半叶吞并了阿穆尔河流域，这使得俄罗斯帝国不得不直面已经实现工业化的日本日渐增加的威力。在世纪之交，随着联结赤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东铁路的建设，紧张局势到了紧急关头。日本人担心俄国的这个新项目会威胁他们自己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的规划。这两个对手之间的外交关系崩溃了，1904年1月，日本人对位于辽东半岛旅顺港的俄国海军基地发动了毁灭性的攻击。75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在1905年5月在对马海战中摧毁了俄国舰队，随后，日军占领了萨哈林岛南部。他们消灭了驻扎在萨哈林岛上的士兵的微弱抵抗力量，并且向散漫的罪犯定居者承诺，如果他们与入侵者作战，他们就会被赦免。那年夏天，在南部的日本部队和在北部的俄国当局一起看管着一场从刑罚殖民地到俄国大陆的混乱、野蛮的转移。大约7600名男人、妇女和儿童被粗鲁地抛弃在萨哈林岛对面的德卡斯特里海湾的海岸。然后，他们不得不穿过60千米几乎不可穿行的泰加林到达最近的马林斯克定居点。第二年，他们被关押在营房里，最后被分散到了外贝加尔地区。1906年7月1日，俄国政府终于废除了萨哈林岛上的刑罚殖民地。76

没有什么比散布在萨哈林岛荒凉墓地里的坟墓更能雄辩地控诉萨哈林岛刑罚殖民地的失败了。位于南部海岸的科尔萨科夫驻地的墓地挨着一个当风、没有树木且俯瞰着定居点的山丘。当多罗舍维奇在1897年来到萨哈林时，他无意中在墓地里遇到了一场为一个流放定居者举行的简易葬礼。这个人曾见证过萨哈林岛生活的极端凄苦。出于嫉妒，他杀死了与自己一起生活的女人，然后用一种岛上常见的有毒植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他自杀几天之后，有人在泰加林中发现了他的尸体。十几名苦役犯推着载有简易棺木的木车上到墓地。一个看守跟着他们，他腰间别着一把左轮手枪。在坟墓边，他们把棺木放到地上，开始挖重黏土地面。当棺木埋好后，他们在这个小土堆上插上了一个用两根未上漆的棍子匆忙做成的十字架。墓上没有题词。“其中几个人在胸前画了十字，几个人没有画。”伴随着监狱看守的厉声命令，他们转身离去。

在一个仍然十分虔诚的社会中，墓地中的大多数坟墓上甚至没有基督教徒的坟墓最基本的象征。在坟墓上安插的十字架被拔出来了或者被折断了，仅剩一根可怜的木棍立在泥土中。多罗舍维奇发现自己站在一个个坟墓之间，但这些坟墓却只不过是光秃秃的土堆。一个流放者解释：“定居者收集起了［这些十字架］用作柴火……他们太懒了，不愿走进泰加林里，所以他们把十字架从这里拖了出来。”一个和周围环境不太和谐、被精心照看的坟墓上有个木十字架，现在这个十字架的中心有一个洞，那里原来刻着一个圣像。有人把这个雕像从十字架上挖了出来，流放者说：“为了几个用来打纸牌的戈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