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珍涅茨卡娅的女人。当官员查询她被判去的定居点的类别时，发现她实际上是叶连娜·克鲁扎诺夫斯卡娅，而不是阿库琳娜·卡珍涅茨卡娅，她们二人交换了身份。克鲁扎诺夫斯卡娅不是被判处定居，而是服苦役，但当她的欺骗行为被揭发出来时，传闻她已赢得了帕夫卢申的支持。在当局收到将这些妇女（包括克鲁扎诺夫斯卡娅）分配到刑罚工厂的指示时，帕夫卢申安排她在科尔萨科夫驻地的医院工作，但她其实仍旧只是他的姘头。57
弗拉索夫认为，“正派、典范性的妇女”一定会“对那些罪犯妓女心生嫉妒”，而且她们心中一定会“觉得疑惑，罪行是不是给了一个女性过着舒适生活的权利和特权地位”。多罗舍维奇曾问过一位在萨哈林岛上陪同丈夫的饱受苦难的自由妇女，如果没有孩子需要照顾，她会做什么，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会去卖淫……我会让某个人收留我。当我们随流放队伍走在路上时，我们不得不防范那些罪犯！但看看那些女孩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我甚至不想看，我非常嫉妒！”58
有些流放者弄到妇女，主要是为了把她们卖给自己的难友。他们不仅会让自己的同居者，还会让身份自由的已婚妇女和女儿去卖淫。这些妇女有时候不需要任何提示。契诃夫描述了自由身份的女人的“心是如何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冷酷的，而且她得出结论，在萨哈林岛上，如果有着敏感的情感，你永远不会有足够的食物，她会去‘用我的身体’赚取五戈比或十戈比小钱——其中某个人是这么说的”。一些夫妇也会在女儿12岁时开始出卖她们。“有一个好看的妻子和一个女儿的人可以在这里过上体面的生活，”一个流放者向德里尔解释，“而且不需要为家畜而费心。”59
萨哈林的指挥官 A·I·吉尼尔对刑罚殖民地的早期发展充满信心，确信未来最终在于流放者的孩子们：
对妻子和孩子的关心可以培养出勤劳和节俭。因为惩罚可能会将他们与家人分开或损害他们的农场，所以他们会仔细权衡自己的行动，控制自己的不良冲动……一旦这些苦役犯的孩子长大，他们构成了与政府拥有相同价值观念的人群的一部分，并且比很多刺刀都能更有效地保持公众平静。60
对岛上的孩子寄予这种宏伟目标简直是痴心妄想。这些孩子不是在政府的价值观念下社会化的，而是在苦役犯的堕落影响下社会化的。
1901年12月，萨哈林岛上的流放定居者伊巴蒂·瓦西里耶夫向法院提出控诉，要求一名年轻的自由妇女赔偿损失。在指定的那一天，原告和被告到法院参与案件审理。当瓦西里耶夫被传唤到地方法官面前时，他从集结起来的请愿人群中走了出来，他是一个高大、壮实、长着红发的40岁男子。一个瘦弱的小女孩也走向前来，她脸色苍白，眼神不安。她就是被告，13岁的瓦西丽萨·伊柳金娜。瓦西里耶夫先前和伊柳金娜的父母达成了一项协议，他给他们一头母牛，来换取他们的女儿。然而，伊柳金娜只和瓦西里耶夫住了一段很短的时间，便带着自己搬来时瓦西里耶夫送给她的礼物回到了父母身边。几天之后，伊柳金娜搬去和另一个定居者普洛特尼科夫住在一起。伊柳金娜声称她已经“赚得了”礼物，并解释说：“我的家人需要开始播种，但伊巴蒂一点儿燕麦也没有，所以我转而向普洛特尼科夫要20卢布。”61
许多父母都忙于贩卖自己的子女。弗拉索夫注意到，到达萨哈林岛的母亲已经因为前往该岛的旅程而变得非常堕落，她们愿意出卖自己的孩子来换取“一夸脱酒”。当英国探险家查尔斯·亨利·霍斯于1903年来到萨哈林岛时，他对“父亲用女儿做交易”时的轻松淡然感到震惊，他还声称“岛上没有一个9岁以上的女孩是处女”，这很可能是有些夸张。不过确实有8岁那么小的女孩与成年男子同居的情况。德里尔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驻地的医院里发现一个9岁女孩的“生殖器上已经有梅毒症状”62。
流放定居点为流放地的儿童提供了一种有问题的教育。契诃夫在某个村子的定居者小屋里看到了一个独自在家的小男孩，他同这个孩子谈了起来：
你父亲的父名叫什么？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和你的父亲生活在一起，你却不知道他的名字？真不害臊！
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他不是你的亲生父亲，这是什么意思？
他和我妈住在一起。
你的母亲是已婚还是个寡妇？
寡妇。她是因为她的丈夫来到这里。
因为她的丈夫，这是什么意思？
她杀了他。
你记得你的父亲吗？
不，我不记得。我是个私生子。妈妈……在卡拉的时候生下了我。63
霍斯亲眼看到孩子们四周有着“公然的恶行和毫无廉耻的卖淫场面。非法同居这种‘游戏’在男女混合制学校中非常时髦”。孩子们会扮演“流浪者”，表演纵火和处私刑的场景：“我会是和你住在一起的女人，我们会一起去定居点。”一个年龄很小的女孩胡说着。“我会割破你的喉咙。”一个男孩威胁道。64
无论国家喜欢的设想是怎样的，萨哈林岛上的人们会把孩子们称作“正在成长的新一代苦役犯”。当然，被贫困、绝望的流放者抚养的孩子的问题并不局限于萨哈林岛。事实上，那些负责客观地评估流放制度的官员一直都明白，流放制度对罪犯的孩子具有破坏性影响。19世纪80年代，流放革命者弗拉基米尔·科罗连科写作的关于西伯利亚流放的短篇故事拥有十分广泛的读者群体，其中讲到了被自己的流放父母引入犯罪之途的孩子们的故事。然而，在萨哈林岛，儿童的堕落问题尤其严峻。萨哈林的孩子在盗窃、掩饰和暴力方面的密谋才华超越了他们的年龄，他们的存在拆穿了关于流放制度的改造特性的官方说法，拆穿了所谓的专制政权声称的家长式统治。65
到访萨哈林岛的人对定居者及其家人的生活条件普遍感到震惊。一位护士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表达了对岛上的性堕落水平的厌恶：“上帝！上帝！你无法想象这里发生了什么：彻底的淫乱！我看护着15岁、17岁、19岁的女孩，她们从12岁就开始有性行为，现在她们离不开伏特加、污言秽语……要是在圣彼得堡的人知道这里的苦役是什么样就好了！”66然而，到19世纪末，圣彼得堡当局已经很清楚岛上家庭的生活境况。
随着这个刑罚殖民地开始成形，官方对于萨哈林的热情逐渐消失。总监狱管理局局长米哈伊尔·加尔金-弗拉斯科依在1881年到访过该岛，他当时认为有理由乐观看待流放定居者的前景。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驻地的定居者屋舍“以其干净和整洁闻名”，岛上的农业似乎正蓬勃发展，他视察过的学校和医院都秩序井然。加尔金-弗拉斯科依看了他想要看的，而且他绝不是唯一一个对萨哈林岛流放者的严峻处境视而不见的高级官员。当契诃夫在九年后访问该岛时，他出席了普里阿穆尔斯克总督安德烈·科尔夫举行的正式晚宴。这个整个东西伯利亚最高级的官员向人们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宣称：“在萨哈林，我确信那些‘不幸的人’生活得比在俄国甚至欧洲的任何地方都好。”契诃夫用“饥饿、女性流放者当中盛行的卖淫和残酷的肉刑”来化解科尔夫哄骗性的称颂。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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