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萨哈林岛

个可以传递、分配、接纳和出借的物品。” 妇女的确在一系列由当局安排的肮脏交易中从一个流放者手中传给下一个流放者，有时是为了当局的个人利益。纳塔利娅·里涅瓦娅是少数几个识字的女性罪犯之一，她曾写下一封抗议她的待遇的请愿书：


抵达萨哈林岛后，我被送到了波列前斯科耶定居点，在那里我和定居者帕维尔·福明住在一起，我和他同住了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我怀上了他的孩子，想和他结婚……但是，定居点的管理员来了我们的住处，由于某种原因，他不喜欢我们家的样子。他带我离开了帕维尔·福明，想把我交给另一个定居者。

洛巴斯亲眼看到了可怕的场景：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跪着乞求一名官员，请求他不要让她和一个流放者住在一起，而那两个受惊的孩子紧紧抓着她，边哭边颤抖。她的请求和泪水没有用，这个女人不得不顺从。事实上，萨哈林的妇女成了囚犯的囚犯。46

出自这些商业和行政算计的大多数伴侣关系都是对婚姻的肮脏模仿。许多男女嫌弃自己的同居者，跟对方一直是陌生人。即使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许多年，他们也不知道对方的年龄、他们来自俄国的哪个地方以及他们源于父名的姓。妇女在没有正式婚姻关系的情况下经过了很多男人的手。一个女人和一个定居者一起生活了三年，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当这个男人决定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时，他只是把她交给了另一个男人：“我有一个女人。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留下她。”47

一些妇女逃离了那些虐待且剥削她们，她们却不得不与其同居的定居者。在当局看来，她们这是在拒绝当局为带来妇女的福祉和道德改善所付出的努力，因此当局不赞同她们的这种做法。她们不可避免地会被逮捕，随后通常会被单独监禁一段时间，然后被送到更偏远的定居点。在四到六个月的时间里，大多数妇女的意志会因为跟自己被指定的定居者一起生活而被摧毁。即使她们起初是不情愿的妓女，但很多人最终成了冷酷的专业妓女。一些定居者会快速花掉女性流放者带到萨哈林岛的钱或物品，然后逼迫她去卖淫，而且经常是用拳头逼迫。48

卖淫为某些同定居者一起生活的妇女提供了某种讨价还价的筹码。如果她们的同伴不允许她们在家接客，那么她们便会离开他们，“但这种情况并不是经常发生，因为同居者共享她的收入”。成立于1879年的总监狱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萨洛蒙也发现，萨哈林岛的有些妇女已经开始非常独立地经营自己的业务。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驻地，有一个这样的妇女，她的名字早已被人遗忘，只是被人称为“五戈比”，这是根据她接待一个顾客的费用而叫起来的名字。另一个在卢科夫斯克的女人已经70多岁了，她只收三戈比。49

男人也从事卖淫，但当时的各种消息来源都对这个话题缄默不语。萨洛蒙发现，被他称为“鸡奸”的现象很普遍。在研究萨哈林的植物时，植物学家安德烈·克拉斯诺夫说，妇女的缺失以及监狱里的过度拥挤，形成了一种在俄国各个刑罚堡很常见的“腐败根源”。克拉斯诺夫把同性恋东方化为某种从根本上“不同的”、非俄国的东西，指责岛上的土著人民促成了一种“性心理变态，很多流放者感染了这种变态”。萨哈林岛本身创造了“性反常的条件，人们正是因为这种性反常从俄国被流放的”。贫穷、赌债和始终存在的暴力威胁驱使着一些男人出卖自己。多罗舍维奇曾提及萨哈林岛上的无耻之徒（хам）：“不可能比这更堕落了。хам是罪犯用来指称另一个男人的情人的行话。无耻之徒是毫无良知的男人……这些无耻之徒在罪犯当中做了极堕落的行为。”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医院里，洛巴斯治疗着因为这种“鸡奸行为”感染了梅毒的年轻男孩。50

然而，爱情有时也在道德败坏和野蛮残酷的环境中滋生。亚德林采夫回忆起了一个“唐璜”，他的头发涂着油脂、梳向后面，他手里拿着花，在监狱走廊里追求女性罪犯。萨哈林的一些罪犯变得非常依恋他们的伴侣，他们会寻衅以延长自己的监禁时间，以免自己被释放回大陆而与她们分离。51

流放者妻子的际遇比女性罪犯好不了多少，有时甚至更糟。许多“志愿者”来到岛上时已经极度贫困或者财物已经被盗，却发现岛上没有地方可以挣钱，没有地方可以乞求救济品，除了和丈夫共享的微薄监狱配给之外便一无所有。契诃夫描述了这些妇女的慌张和恐惧：


一名自由的妇女刚到达岛上那会儿，脸上带着完全麻木的表情。这座岛以及苦役犯周边的条件令她震惊。她会绝望地说，在她赶往丈夫身边时，她没有自欺欺人，也预想了最坏的情形，但是现实其实比所有的预想都可怕……她日日夜夜地哭泣，为逝者唱哀歌，为被抛弃的亲人祈祷，好像他们死去了。而她的丈夫承认自己对她十分愧疚，忧郁地坐在那里，但突然间，他清醒过来，开始打她，辱骂她，指责她为什么到这儿来。52

萨洛蒙于1898年到访过萨哈林，画了一幅关于分散在岛上的流放定居点的凄凉画作。大多数定居者的住所都“盖得很糟糕”，屋内缺少“日常用具，也没有家务井井有条的任何表象”。它们是国家想象中有操守的家庭生活和家的可怜仿制品，它们“不那么像农家小屋，更像是小牢房”53。契诃夫严词抨击了这些家庭所处的植物人般的悲惨境遇：“在同一个地方，角落里有几个儿童和两三个摇篮，还有几只母鸡、几条狗，在小屋外的路上，有垃圾、污水坑，没有可以做的事情、可以吃的东西，你会对谈话和争吵感到厌烦——这一切是多么单调乏味、多么肮脏，这是怎样萧条的景象！”除了贫穷，每个流放者的小屋里还有一种令人痛苦的漂泊之感：


没有祖父祖母，没有从祖上传下的圣像或家具：因此，家庭缺乏过去，缺乏传统……好像这家人不是生活在自己家里，而是生活在营房里，或者好像他们是刚刚到达这里，还来不及安定下来；在冬天的傍晚，听不到猫叫声，听不到蟋蟀叫声……重要的是，这不是他们的故土。54

因缺乏小屋，有些人不得不住在萨哈林杜尔驻地的“已婚营房”里。住在这种早就该拆除的不堪建筑内，他们的生活境况更凄凉。在一个牢房里，契诃夫看到了六对夫妇，包括六位自由的妇女和十六个孩子。他沉思地说：“从这些粗陋的住处及其条件（在那里，十五六岁的少女不得不和苦役犯并排睡在一起）来看，读者可以判断出那些自愿随丈夫和父亲进入刑罚状态的妇女和儿童在这里面对着怎样的蔑视和无礼，他们在这里是多么不受重视，他们先前对于农业殖民地的概念考虑得是多么少。”55

因为在极度苦难的条件下挣扎，不仅是那些被指派给定居者的女性罪犯，甚至是那些忠诚的、身份自由的妻子，也通过卖淫来供养自己的家庭。有个流放定居者的农庄因为他的辛勤劳作而惹人注意，他告诉萨洛蒙，他不会去抱怨，“因为‘感谢上帝’，他还没有落到要出卖妻子的地步”56！

有些女性罪犯被认为有吸引力，能够在岛上找到富有或有影响力的赞助人，比起那些要做刷子、洗床单和擦地板的女性罪犯以及自愿跟随丈夫到萨哈林的妇女，她们过得好多了。有些妇女承诺提供性服务、家务劳动乃至伴侣关系，这让她们成了官员的姘头，这样她们就可以避免萨哈林岛上最糟糕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1870年秋，几名女苦役犯被运送到萨哈林的科尔萨科夫驻地。帕夫卢申中尉为自己挑了一个自称阿库琳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