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萨哈林岛

夫的暴力殴打，有时她们会突然爆发，抓起一把刀或一包毒药。有些人会杀死无力抚养的新生儿。还有些人作为盗贼、造假者和纵火犯被流放。对于一些极度贫穷的妇女来说，卖淫是一个通向更广阔的犯罪地狱的大门，而且是耻辱的一个来源，这种耻辱使得她们易受各种指控，就像列夫·托尔斯泰《复活》（1899年）的女主角卡秋莎一样。然而，到19世纪末，因为“非法性交”而被起诉的妇女人数急剧下降。34

契诃夫注意到，每当一个女人到达萨哈林后，她的“人格尊严……女性身份和谦虚品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顾及；这似乎意味着，所有这一切都被她的耻辱排挤出去了，或者说在她沿着监狱和休息站跋涉到西伯利亚的途中，她失去了它们”。甚至是那些追随丈夫的无辜妇女也没有免于这一命运。妇女本应在流放途中与男人分开行进，但这项规定继续被无视，她们常常整晚与一群冷酷无情的罪犯关在一起。流放者的妻子有时会被流放队伍中的罪犯强奸，或者被自己的丈夫送出去，以换取金钱、伏特加或人身保护。犯罪学者和内政部官员德米特里·德里尔曾在1896年访问萨哈林岛，他直言不讳地说：妇女，无论是罪犯还是那些自愿追随丈夫的人，“通常在流放队伍中都彻底堕落了，并以妓女的身份到达刑罚营”35。

在妇女怀孕时或带着新生儿时，她们尤其脆弱。1837年，国家参政院规定，怀孕或处于哺乳期的妇女不能被流放，但是，就像许多来自首都的指令一样，西伯利亚当局照例忽视了这项规定。事实上，因为流放路途漫长，而且妇女承受着与流放队伍中的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压力，许多妇女在途中怀孕。尼古拉耶夫娜是名女性罪犯，她在1870年随一群苦役犯乘坐蒸汽船沿着阿穆尔河航行，当时她临近产期，便请求留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直到孩子出生。然而，当局对她的请求不予理会，在蒸汽船起航四小时后，她开始分娩。她获准在甲板上生产，用来避开旁人视线和恶劣天气的，仅仅是几件囚服。但孩子出生不到一小时便夭折了。36

妇女们经常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一道去追随她们的丈夫。1885年，一群陪同苦役犯的家属正等待着离开基辅，然后经由敖德萨前往萨哈林。这些家属包括拉夫连季·什沃仁的妻子，她有一个9岁的儿子和三个女儿，分别是7岁、5岁和1岁；奥西普·丘马克的妻子，她有四个女儿，分别是13岁、11岁、9岁和5岁。他们的名字甚至也没有被记录下来。37

美国探险家乔治·凯南注意到像10岁那么小的女孩不得不每天步行30千米，因为马车上没有够她们坐的地方。仅在1875年一年，在前往西伯利亚的途中，就有1030名儿童在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喀山和彼尔姆的中转监狱以及更远的地方的休息站死亡。两年后，又有400名儿童在旅途中死去了。民族志学者和记者尼古拉·亚德林采夫估计，事实上，由于医疗设施不充足，半数儿童在去往父母的流放地的途中死亡。38

除了饥饿、寒冷和缺乏足够的医疗护理，这些孩子还面对着与他们一同挤在休息站、火车车厢和船舱里的罪犯的可怕欲望。内政部高级官员瓦西里·弗拉索夫在1873年报告，当局没能让儿童与流放队伍中的罪犯分开，这使得这些孩子接触到了“狂欢作乐和非法行为”。被流放的妇女会抱怨，流放队伍中的男性罪犯“正在侵害她们的孩子”。弗拉索夫发现，“一些男性罪犯非常不道德、玩世不恭，他们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孩子面前做出色情行为”，这“不仅损害了孩子的道德，还过早地唤醒了他们自己的性欲”。与契诃夫一起乘蒸汽船由阿穆尔河前往萨哈林岛的，“有一名戴着脚镣的罪犯，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他的女儿，一个失去了母亲的6岁小女孩，跟在他身边……紧握住他的脚镣。晚上，这个小女孩和罪犯、士兵杂乱地睡在一起”。有许多关于小女孩在阿穆尔河上的蒸汽船上被强奸的报道。39

流放官员发现，流放队伍中的孩子的艰难处境尤其令人不安。一个“已经对很多事变得漠不关心”的冷酷休息站官员对民族志学者谢尔盖·马克西莫夫说：“这些可怜的孩子！……冬天时简直没法看着他们：他们被冻僵了，无精打采，身体不适，还咳嗽着，很多人长了溃疡，他们身上起了皮疹……”出卖自己的妇女会被谴责为堕落的妓女，而那些被迫见证或参与性行为的儿童却没法这么轻易地被忽视。受教育阶层对俄国城市中的雏妓有着矛盾情绪，然而，官员对流放者当中的儿童性剥削现象也带有同情和厌恶的混合情绪。40弗拉索夫至少带着气度去评价这些孩子，“责备这些环境的牺牲品是不可能的”。但他仍然震惊于他们“对待士兵和水手的轻率举止，这些举止超过了在大城市街头拉客的妓女”。在一个流放队伍中，一个苦役犯12岁和14岁的女儿已经感染了梅毒。民族志学者瓦西里·谢苗夫斯基在1878年随五百名流放者和家属前往勒拿金矿；其中有个11岁的男孩，他喝酒、打牌，对妇女感兴趣；还有一个12岁的女孩“被这群罪犯视为共同财产”41。

当女性流放者终于到达萨哈林时，她们被当成了寻常的妓女；营地行政部门甚至组织出卖她们的身体。弗拉索夫在1871年访问过萨哈林后报告，当局已经把监狱里关押女性罪犯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妓院。尽管他的报告受官方语言风格限制，但仍充斥着愤慨。只有那些在岛上犯了罪或“不值得男人青睐”的女性才得以在厨房工作；其余女性“被用来满足需要”，并让自己喝得烂醉。42

萨哈林岛流放女性的卖淫行为形成了一个将在随后几年中持续存在的模式。萨哈林的主任医师列昂尼德·帕杜布斯基医生注意到，一到达该岛，女性苦役犯就会被要求她们提供性服务的看守和士兵“追逐和骚扰”。如果这些妇女对“地方当局的性本能”有丝毫反抗，她们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她们每周会被拖到医院进行作为妓女的医疗检查，或者警卫会指控她们犯了一些“子虚乌有的罪行”。随后，他们会让她们去跟一个定居者一起住在某个偏僻的村庄里，这相当于“判决她们蒙受最不受约束的卖淫行为，因为这些村庄通常有两到五名妇女，却有五十至六十名单身男性”。帕杜布斯基对于这种“嘲弄法律规定的目标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怒。他甚至遇到过这样一些案件：一对夫妻因为同样的罪行一同判处在萨哈林服苦役，他们却在同一年的不同时间到达，仅仅是因为这个妇女先被送给了另一个定居者。43

在办事员和看守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女性罪犯后，其余女性罪犯都会被带到卡尔扎科夫斯克驻地的定居点，契诃夫在那里看到了类似于牲畜市场的交易。地区长官和当地行政部门的官员决定着哪些定居流放者和农民“可以得到一个女人”。那些被选出来的人在约定的日子来到监狱，届时他们可以查看新来的女人：“每个人都选得……非常认真，‘用人性的态度’对待这些朴素、年长和囚徒般的人；他们端详着，想要从她们的脸上推测出，她们哪个人是合格的家庭主妇。”定居者认为这些妇女“不完全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主妇，也不是一个像家畜那么低等的生物，而是介于两者之间”44。

当局故意绕开了那些旨在维护流放者当中的性规范和传统道德的法律。契诃夫明白，被定罪的妇女以农业劳工的身份被分配给了萨哈林岛上的定居流放者，“但这只是一个避开禁止不道德行为和通奸行为的法律的幌子”，因为她们实际上是非法的妻子。45岛上的医生尼古拉·洛巴斯评论：“萨哈林岛上的女人成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物品，一